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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风雨欲来，微服出游[3/3页]

　　，倒是馋嘴的孩子们买了一大堆乡野小吃吃着，他也买了些农家山货和咸干菜什么的，让跟前的仆人都给拿到骡车上搁着。

　　回头雷瑾便带着子女们在渡口的茶棚下歇一气。

　　渡口倒是人来人往的地方，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匆匆来去，赶路的旅客倒是很少会去关注那个还算热闹的乡间草市。

　　茶棚内外等候渡船的人不少，歇一下喝点吃点的人很多，扯闲篇摆龙门阵的人有不少，拉三弦吹笛箫自娱自乐的人也有那么一两个。

　　“北方道路，官道、民路，全是夯土所筑，马车就是在大晴天都行走不便的，如果遇上雨雪，那就干脆是路难行了，真不如轿子方便实用。轿子就是不能远途罢了。”

　　这是两个歇脚的旅客在闲聊，等候渡船的时光总是要找点事打发的。这两位身着儒衫，看着有点廪生、监生或者老童生的样子，不过儒生者流在西北受到官方冷落是人所周知的事情，虽然也可以科举入仕，境况却已经大不如以前了。儒生们在入仕之前为了生计也少不得出外奔走营谋，尤其家里不是地主，没有大片良田耕地作家业恒产的儒生，给人做幕客，或者行商的都有，这年头也都算不得丢脸了。这两位大概也是在外奔走营谋的读书人，就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商儒’了，这会子就随口说着一些议论。

　　“这倒是。我中土广大，南方水道纵横，舟行甚便，马车太贵太不实用；只有北直隶、山东、河南、关陕等地平畴旷野，马车尚可一用。就只是载货的话，两轮的骡车、牛车、驴车也尽够了，马车太贵，没有优势，而且我中土农耕为重，向来缺马，即便是九边互市，每年输入大量口外蒙古马、西蕃马，马价也不低。上马一匹以前怎么也值十两八两银子吧，现在二十枚银圆一匹都没处买去，已经抵得上长工差不多一年的口粮柴草开销了。再说一马当五口，养马一年五十枚银圆以上的花销，有多没少。精饲的话，可能还不止此数。”

　　“就是这么说啊。我中土以农立国，马政历来艰难，马匹也贵，两匹马拉车已经不是一般人家可以承受的。要我说啊，朝中文官若是不贪墨枉法，不收受‘孝敬’，其正俸官禄怕是连轿子都坐不起，更别说乘用的长辕马车了。养几个轿夫总比养两匹马来得价廉省钱。

　　再说，那载客马车要是也象货车那样的硬厢底，人不要说乘坐几百里，跑五十里就能将一个青壮男丁颠得筋酥骨软。就说那个马车厢底的重茵垫子，一般人家也不舍得请工匠去做吧？工价也不少了。

　　所以说，只要不是远途，还是坐轿子舒服啊。”

　　“可不是咋的？听说那些西洋人，就是基督教堂里的‘泰西’教士，说他们那儿的王公贵族，乘坐的马车都是四轮的，可以用两到四匹马拉车，据说还比较平稳，跟我中土达官贵人乘坐的马车差不离，莫不是也用了古书上说的‘重茵’？”

　　“也许是吧？谁也没见过的东西，谁知是真是假？”

　　常言道‘隔墙有耳’，这两位等候渡船的读书人在这闲聊，声音也不大，自然不知道他们所说的话都被人听了个真切。

　　听着有人在议论马车与轿子的事儿，雷瑾倒是略略有些不同的看法。

　　话说贵贱之势的变迁，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比如说轿子，中土很久以前是没有这玩意的。最早就只有皇帝乘用的‘肩舆’，其他人都是没有资格公然乘用‘肩舆’的，后来则是有了某皇帝赐元勋老臣坐轿子特权之先‘例’，这先例一开，慢慢的便开始有官员私下违制乘用，最初大抵就是炫耀与狐假虎威，而后蔓延开去，已禁不胜禁，结果就只能从俗，改换过几个朝代之后，新朝朝廷干脆给轿子定了阶次、等威，以维系官面体统。轿子或者类似的‘舆’，也就从皇帝天子一人独享的代步乘具，慢慢变成了很多人都可以乘用的代步之具了。

　　这种情形从来都差不多。事情一开始只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但到了后面就是无论尊卑贫富，皆可乘坐。其实质是对特权的僭越，轿子就是这么个玩意。

　　当官方已成风气，民间岂有不跟风而上的？什么是蔚为风气，这就是了！轿子在官私方面泛滥，根子都在这‘特权’上，在这‘威仪’上面。人上之人的风光体面，谁人不羡？若是不能真个一呼百诺，也至少混个皮面光鲜的虚荣，以与卑贱黔首等而别之，区而分之。所谓‘人以群分’的心态，轿子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意儿，把劳心之人与劳力之人截然区分开来的玩意（其实就是富贵与贫穷的差别），官面和私人的需求即决定了轿子与马车的现在与将来。

　　另外，也确实如渡口这两位读书人所说，当世的人力极贱，而车马独贵，那些装饰气派的两驷、四驷车马，一般的武官勋戚都未必有能力长期负担其花费，惶论文官了，不贪墨不受孝敬是绝无可能负担得起的。况且历代朝廷礼制对皇室勋戚和品阶职官的车驾扈从也都有极严格限制，文臣乘用车驾的逾制犯忌之嫌疑其实要远远比乘用轿子高，再者自家蓄养马匹也是极为难之事，不管从哪方面看，文官代步之具的当然首选，就只能是轿子了。

　　雷瑾暗自忖思，假设贩夫走卒辈皆能乘坐轿子，也能负担得起轿子的价，那个时候，达官贵人估计都是弃轿子如敝履了。只是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太低，能坐得起轿子者，谁还不辞劳苦的干着贩夫走卒的活？干什么事不比这强？

　　就以西北而论，西北幕府出于连年战争缺乏马匹的缘故，严禁五品官以下出入骑马及私家自蓄车马，另外对车马的各种帷幔装饰也都有诸般法令严禁之。因此，在西北治下，凡是无功名、无爵秩在身者，虽富拥万金，其乘用车驾亦当了无纹饰，一以素净，也不许役使可作战阵军用的马匹（除非有‘特许状’在手），否则不当用而用之便是违逆法令之罪。无功名爵秩者，就算不能役使马匹挽车，但是马骡、驴骡、大驴、毛驴、骆驼、牛、狗，乃至从远方异域输入的‘重马’等牲畜都可作为役畜挽乘，不役使马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倒也并不影响生计。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禁令的原因，西北车马反而盛行，坐轿子者却是越发稀少，毕竟车马代表着身分与特权——当然，也可能跟西北治下畜牧兴旺而人口不足，必需以畜力补劳力之不足的状况有关。

　　雷瑾听着，默想着，不过也没有更多其他的心思。对于许多儒生者流那种从骨头缝里散发出来的，居高临下，自以为是，总拿自己当圣人，而把黎庶百姓都当做未开化的愚氓、当作蠢笨的牛马狗、当作可以欺骗驱使的奴仆的做派，雷瑾是很不喜欢的。什么‘为天地立心’，什么‘为生民立命’，什么‘为万世开太平’，儒生者流的说辞，其大而无当、虚无缥缈以致不落实处的种种流弊，且都不去说他，只说别人家的‘命’，‘理命’也好，‘气命’也罢，凭什么让你去‘立’呢？只要不是白痴，这‘命’是谁的，还是让谁自个儿去‘立’为最妙，他人的越俎代庖总是差强人意而已，别总拿自个儿当圣人，太过自大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事儿。总而言之，雷瑾的治国之道，还是更近于道家一些，‘自然无为’的黄老之学相对多一点，比如‘诱之以利’、‘化之以文’、‘威之以武’、‘化他为我’等治理纲领，再比如‘有所不为’的施政要求，虽然不全是道家，其中也有明显的儒家痕迹，但都表明雷瑾对于儒家者流在治国施政上的某些做法是很不以为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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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风雨欲来，微服出游[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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