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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第一章[1/3页]

　　二零零一年七月五日上午九时，周秉昆正式出狱。

　　七年前，他曾非正式地出狱过一次，不是保外就医，而是由于他母亲去世。

　　那件事对周秉昆发生得极为突然——不久前，郑娟探监时还告诉他老人家身体挺好，能吃能睡，让他放心。某日晚饭后，一名管教干部命他留在餐桌那儿。

　　当饭堂里只剩下他一名犯人时，管教干部走到他对面坐了下去。

　　他立刻站起，垂首直立。那时他早已懂得此种规矩，能够做出条件反射般的迅速反应了。

　　管教干部却说：“你可以坐下。”

　　管教对犯人说话时的表情、语气大抵都有那么一股不怒自威的劲儿，那种威是对他们特殊工作的要求，也是犯人所要付出的代价之

　　自从入狱那一天起，犯人就不大可能从管教脸上得到一丝笑意，即便在管教一对一表扬犯人时。所以，犯人之间流传着“千金难买管教一笑”的说法。

　　周秉昆坐下后，仍很懂规矩地低着头。他听到管教干部以平和的语气说：“周秉昆，你母亲两天前过世了。经我们研究，批准你出狱几小时参加你母亲的葬礼。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就可以由张管教带你去理理发、刮刮胡子。”

　　周秉昆没哭，也没流泪，他感觉只不过听到了一条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而已。

　　“去还是不去啊？”

　　听到这句话，他才抬起头来。对面已不见管教干部，而是肃立着的张管教名二十七八岁的年轻管教。

　　他低声说：“去。”

　　“倒是站起来走啊。”

　　然而，他站不起来了。他全身都僵住了，一动也动不了。那毕竟是一条与他有关的重要信息，周秉昆如同遭到了雷击。他将双手放在桌上，试图撑着桌子站起来。

　　张管教看明白怎么回事，走到他身边扶了一下，他才站了起来。

　　“能走不能走？”

　　他低声说：“能，请允许我缓一分钟。”

　　张管教往饭堂门口走去，他在门旁转身，面无表情但颇有耐心地望着他。

　　一旦站起来，周秉昆的身体渐渐恢复，他迈着僵尸般的步子向饭堂门口走去。

　　张管教说：“我叫你怎么走，你就怎么走。”他说罢一摆头，秉昆跟着无言地走出了饭堂。

　　在监狱这种地方，管教与一名犯人行走时，必须走在犯人后边，绝不许反过来，不论管教与犯人多么熟悉，犯人多么老实。人心隔肚皮，条例要求管教在任何情况下都务必对犯人提高警惕。在周秉昆所在的监狱里，就曾发生过犯人袭击身前管教的恶性事件。

　　监狱内有两处理发的地方，一是犯人们的理发室，一是管教们的理发室。这所监狱远离城市，许多管教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所以他们也有自己的理发室。

　　张管教催促周秉昆走快点儿。按照他指示的路线，周秉昆走到了管教们的理发室门前。

　　张管教从皮带上取手铐，周秉昆默默伸出了双手。

　　张管教说：“往后背。”

　　周秉昆微微_愣，顺从地将双手背到了身后，张管教将他双手铐上了。

　　蹲过监狱的人之所以感慨监狱“不是人待的地方”，原因在几乎一切方面，犯人的尊严都要大打折扣。犯了罪，就必须为此付岀代价。理发室有剃刀，对犯人必须防范。即使电动推子，一旦被犯人夺在手里，那也是一件大事。即使犯人不伤害管教而是自伤，那也同样是事故。在犯人们的理发室，只对表现恶劣的重刑犯人上手铐，一般是将犯人的双手铐在前边。一想到自己来的是管教们的理发室，周秉昆对自己双手铐在背后的困惑也就消除了。

　　自己是一名犯人，居然能在管教们的理发室理发，他意识到这委实是对自己的一次优待。

　　妈死了又怎么样呢？

　　不批一名犯人的假，那犯人又能如何？

　　不待他请求，监狱主动批准了几个小时的假，管教将他带到了管教们的理发室理发，以便让他在亲人面前样子顺眼一点儿，这不能不说是对他的破例照顾。怀着感激的心情，周秉昆坐到了理发椅上。他双手被铐在身后，坐着很不舒服，却并没影响他的感激。

　　为他理发的也是一位管教——犯人们的理发室那日不上班，周秉昆只能在管教们的理发室理发。虽然是犯人，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周秉昆，但他身上有一点却没有变,那便是他头发的硬度——甚至比从前更硬了。按时吃睡，经常集体外出参加体力劳动，身体自然强壮了。他从镜子里看到，随着电动推子在自己头上的移动，发楂儿四溅，理发的管教脸上都有他的发楂儿了。

　　那管教脱口说道：“好硬的头发！”

　　周秉昆没接话。按照规矩，管教自言自语一句，犯人不必搭话。这个规矩，周秉昆入狱不久便察言观色学懂了。

　　管教替他理了发，刮了脸，洗了头。实际上，要是不刮脸的话，只怕亲友们都会认不出他了。

　　刮脸时，周秉昆的泪水夺眶而出，以至于脸上的皂沫都被泪水“冲”掉了，像泥石流顺着山体滑坡。洗头时，他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张管教和为他理发的管教都没呵斥，他俩趁那会儿站在门口默默吸烟。他俩吸罢一支烟，周秉昆也哭不出声了。

　　再也不是什么人的儿子了，周秉昆感到巨大的恐慌。父亲死时，那种恐慌袭击过他一次。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他觉得心被掏空了一半。然而，毕竟还有母亲在，自己实际上还是一个儿子。现在母亲也死了，“爸妈”二字对于他已无任何现实意义，他陷入无边无际的心理孤寂。

　　等他不哭了,管教才接着替他洗头,吹干,还往他脸上擦了些润肤霜。他离开时对理发的管教说：“谢谢。”

　　管教没有说话。

　　第二天一早，警车将他送到了火葬场o确实是一辆警车，而非囚车，这也是一种优待。两名管教随车，包括张管教。在车上，他照例戴上了手铐。判十年以上徒刑的重刑犯,那是必须的。两名管教时间掐得很准，到达时告别仪式正要开始。

　　张管教边为周秉昆打开手铐边说：“让你戴着这东西参加母亲的葬礼，太那个了，但你千万别乱来，我俩可都佩着枪呢。”

　　周秉昆看到了。他说：“我不会的。”

　　在两名管教一左一右的夹持之下，他置身于亲友之中参加了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当他在母亲遗体前跪下时，两位管教才退于两旁。他没哭，却听到了别人的哭声。他也没扭头看，不知哭的是亲人还是朋友。

　　在城市里，百姓人家的爸妈死了，丧事过程最长也就一个小时。秉昆妈当过街道副主任，按说比送秉昆爸的人应该多一些，但她打交道的多是中老年妇女，家务缠身，送到街口就算很重感情了。何况周秉义和周蓉都主张简单行事，除了秉昆的朋友们，再没通知其他人。人少，过程简而又简，半小时左右就结束了。

　　葬礼一结束，周秉昆转身便往警车走。

　　张管教叫住了他，皱眉道：“来都来了，就这么走啦？连我都看不过去。想跟哪位亲人说几句话？”

　　周秉昆想了想，低声回答：“我爱人。”

　　另一位管教就朝郑娟招手。她看周秉昆很勤，许多管教认得她了。

　　郑娟走到他跟前，两名管教避开了。

　　张管教说：“十分钟。”

　　秉昆问：“妈怎么走得这么突然？”

　　郑娟说：“心脏的问题。和咱爸似的，忽然想睡会儿，一睡就睡过去了。你也别太难过，咱爸妈这么一种走法，都是一生善良修来的福，没经历任何痛苦。”

　　秉昆说：“谢谢你，你为周家付出得太多了。”

　　郑娟说：“别这么说了。”

　　秉昆说：“抱抱我。”

　　郑娟就张开双臂抱住了他。她哭了。

　　警车旁，郝冬梅在与两名管教结账——狱方岀警车，管教岀外勤，都是要收费的。两名管教想得很周到，将收据、印泥、公章随身带着了。

　　十几分钟后，周秉昆上了警车，而两名管教没再给他上手铐。

　　事实是，周秉昆在狱中受到的对待可以说相当好。他没有受过任何管教的呵斥方面因为他严于律己，言行规矩，另一方面因为关爱

　　他的人显然向狱方打过招呼。

　　那些人是谁？他不清楚。

　　哥哥周秉义和儿子周聪来探监时，他们矢口否认。

　　师父白笑川和水自流结伴来探监，他们也都予以否认。师父和水自流似乎已成为朋友了，这使他颇觉意外。他转而一想，师父爱书喜读，水自流洗心革面开了书店。他俩惺惺相惜成了朋友，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德宝等一干朋友也经常看周秉昆，他曾问过他们，老太太曲秀珍是否知道他的事？

　　德宝说知道，她还亲自到酱油厂找过他一次，询问秉昆的事，而德宝尽自己所知一一据实相告了。

　　秉昆妈死后，郑娟参加了工作，在某区委做勤杂工。这是老太太帮助介绍的。

　　德宝又说，老太太让他转告秉昆:“犯法了就要认罪服法，将功折罪，争取减刑，不要指望靠什么歪门邪道提前出狱。”

　　这句话对周秉昆有很大正面影响。他的刑期本是十五年，由于表现良好，而且发挥自己的曲艺特长，丰富了犯人们的狱中生活，刑期一减再减，连减三年，这才能在服刑的第十二个年头就出狱了。

　　二。。一年七月五日上午八时左右，周秉昆脱下囚服，穿上张管教交给他的衣服，心情没怎么激动。

　　当年，他与骆士宾从路路通有限责任公司的二楼掉下去时，他在上，骆士宾在下。他没受伤，骆士宾摔昏了。他没跑，有人报警，将骆士宾送到了医院。警方将他带走，当日拘押。骆士宾在医院被诊断为严重脑震荡，脊椎也裂了两节，连日昏迷不醒，院方认为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骆士宾除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妻子，再无亲人。他妻子以唯一家属的身份起诉了。

　　周秉昆的律师辩护得很给力，坚持四条理由要求从轻量刑：第一，周秉昆人人称道，是公认的好人；第二，事出有因，两人的冲突是骆士宾不当做法引起的；第三，周秉昆并非蓄意伤害，他当时的目的只是要逼问出儿子周楠在哪里，二人从楼上掉下纯属意外；第四，“有可能成为植物人”，并不等于肯定会成为植物人。

　　不知为什么，控方律师显得并不怎么起劲儿，只强调周秉昆的行为毕竟对骆士宾的人身实际构成了严重伤害。

　　当时社会情况混乱、复杂，法院并未公开审理此案。不久，法官向双方正式宣读了判决书：判处周秉昆有期徒刑十五年，关于周楠应该属于谁，双方均有上诉权利。

　　骆士宾年轻漂亮的妻子从没在法庭岀现过，法官也没见过她。她通过律师向法官表示：对判决结果表示满意，自己不会与周秉昆继续争夺周楠这个儿子。

　　那女人的态度让周秉昆备感踏实。周秉昆已经获悉，周楠并未去日本；他在机场幡然悔悟，挣脱扯拽跑回家了。周楠让蔡晓光给养父周秉昆捎话：母亲把当年的事全都告诉他了，养父为争取他而犯法，更使他明白养父多么爱他，他认定周秉昆是此生唯一的父亲。

　　虽然被判十五年，周秉昆反觉欣慰，甚至觉得自己胜利了。实际上，他更是为郑娟争夺儿子。他深信，世上没有任何一种生活能成功地诱惑郑娟离开自己。别说骆士宾不过是公司老板，即便是皇上，承诺让郑娟做皇后，她也不会动心。周秉昆觉得，他俩好比感情上的连体人，一旦被切分开来，每一方都将残缺不全，都不能忍受那种“手术”造成的巨大痛苦。兴许，他本人还能在“手术”后活下来，可是离开了他这一半，她的痛将是双倍的。

　　但是,如果没有了周楠，郑娟也很难再有快乐可言。那一种不快乐,注定是他周秉昆无法改变的。

　　他对此心知肚明。

　　现在好了，他和郑娟，既不会彼此失去对方，也不会同时失去周楠这个儿子了。他认为，因此被判十五年刑期也是值得的。

　　几乎可以说，他欣然接受了判决。

　　律师对他说：“如果你上诉，或许有希望减少两三年刑期。”

　　他想了想，平静地说：“不了吧，骆士宾都那样了，我再要求减刑对他就太不公平了。多两三年少两三年，对我没什么影响。”

　　他放弃了上诉。

　　在他服刑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O年十月，蔡晓光带给了他一个不好的消息一一骆士宾死了。

　　他的刑期也许会因为骆士宾的死而增加。蔡晓光让他做好心理准备。

　　那一夜，他在狱中辗转反侧，终夜难眠。

　　第二天，他失魂落魄。恍惚数日，他的精神处于崩溃边缘。

　　幸而水自流探望了他，他给了周秉昆一张名片，他已成了路路通公司的顾问。

　　水自流告诉他，作为骆士宾的唯一亲人，路路通公司的女老板让他转告周秉昆，她不会要求增加周秉昆的刑期。

　　“不是我厚着脸皮非要给她去当顾问，是她一再上赶子求我当的。那女人不坏，甚至可以说挺好，总之比骆士宾的为人强多了。你也不必太为骆士宾的死良心不安，他做的坏事很多，算是老天对他的惩罚吧。”水自流如是说。

　　秉昆问：“她为什么请你做顾问呢？”

　　“当年我手下的弟兄们,如今一多半成了商场上的人,有办公司的，有办厂的，还有空手套白狼的。不论谁想发展壮大，单打独斗都挺难，互通信息、互相借力商机才多。如果大家都讨厌一个人，合伙拆一个人的台,那个人的公司就很难发展。骆士宾仗着巴结上了一个日本投资人，根本不把当年的哥们儿放在眼里，狂妄得很，今天扬言要吞并那个，明天放话要整垮这个，早就招人恨了。他一死，那女人完全继承了公司。她担心大家合伙来算计自己，自然想找保护伞。当官的没谁愿意充当她的保护伞，怕骆士宾遗留下了什么违法的事，惹一身骚。她就想到了我。我在当年的哥们儿中还有点儿声望，起码可以保护她不受我当年那帮哥们儿的欺负。为她当顾问，我每年又多了一笔收入，我想用那笔钱做点儿自己想做的事。”水自流的话说得极可信。

　　秉昆又问：“你就不怕惹上麻烦吗？”

　　水自流笑道:“如今搞私营的，哪能完全守规矩呢？没偷税漏税过，还没虚开过增值税发票吗？还没买卖过发票吗？那些都没干过，还没送礼行贿过吗？一旦送礼行贿了，谁还敢说自己是绝对干净的商人呢？该抹平的事，我基本上都帮她抹平了。以后有我做顾问，方式高明点儿，就不会惹出什么大事。”

　　秉昆想到自己当上“和顺楼”的主管后，水自流说的那些事也都干过。每到节日，韩文琪送份名单来，自己必定要派人照单送礼，有时也亲自送现金，便不再多问什么了。

　　水自流走后，周秉昆高兴得想唱歌。虽然他对于骆士宾的死不无罪过感，但喜悦还是主要的。世上唯一想夺去自己一个儿子的人死了，没法不喜悦的。

　　几天后，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监狱视察，照例由有才艺的犯人组成的文艺宣传队表演节目。周秉昆在台上的状态最为活跃，展现出了不似犯人的饱满向上的精神面貌——那正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希望看到的，便又受到了表扬。

　　脱下了囚服，换上自己的衣服后，周秉昆竟有几分留恋监狱了。

　　十二年中，他交了些犯人朋友。几乎所有的犯人都认为他是被人罩着的，没人敢挑衅他，有的还巴结他。尊敬却并不巴结他的品行良好的十几个犯人，渐渐成了他的朋友。犯人中也有品行良好的人，他们有的是因为被人利用不知不觉地卷入了经济案件，有的其实原本是像他一样的好人，因为一时丧失理智伤人犯法。他们尊敬周秉昆，起初是因为看望他的朋友多。犯了事的人还有许多朋友常到狱中看望，他们相信这样的人可交。后来，则因为他自己的表现。每次亲友为他带来了什么吃的用的，他都会请同监号的犯人一块儿吃，或送给需要的人用。

　　犯人间即使成了朋友，那也不可以用“狱友”二字。管教干部专门给犯人们开会强调过，都成了犯人了，还交什么朋友呢？朋友二字不属于犯人，犯人之间只能是互相监督的关系。犯人之间的平等，也只能是平等的互相监督的关系。

　　然而，犯人之间还会有朋友关系，周秉昆已在狱中交了些信得过的朋友。

　　他身上那套专为“和顺楼”副经理量身定做的制服，散发着冲鼻的霉味，生出了毛茸茸的细小白斑，如同十二个年头压缩后制作成的臭豆腐干，一朝忽然开坛拆包似的。

　　张管教后退一步，颇觉歉意地说：“对不起了啊。”

　　周秉昆明白他为什么那样说。犯人即将出狱，通常狱方至少会提前一星期告知家属，以便家属预先送来换穿的衣服。不知为什么，狱方昨晩才通知周秉昆今日一早正式出狱，并悄悄告诉他切勿声张。

　　“明白。”犹豫了一下，他低声问，“有人接我吗？”

　　张管教说：“会有吧，我们昨天中午通知了你儿子。”

　　秉昆虽知张管教指的是自己哪一个儿子,还是忍不住问:“周聪吗？”

　　张管教说：“对，通知他最方便啊。”

　　十二年间，周秉昆家最大的变化是周楠到美国留学去了。他高中毕业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法学院，表现优秀，成为公派留学生。

　　周聪也已大学毕业，学的是曾经很热门的企业管理。企业都不景气，专业等于白学，找工作时四处碰壁。正焦头烂额、心浮气躁之际，伯父周秉义登门了。不待母子二人开口相求，周秉义主动说他是为周聪工作来的。

　　周秉义早已不是军工厂的党委书记了。他任职期间，军工厂成功转型为中方控股的合资家电工厂，主要生产电视机和录像机。市场饱和后，他们改造了一下流水线，调剂着生产微波炉什么的。周秉义劳苦功高，被任命为本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一年里除了开会，他在A市的时间不是很多，与郝冬梅又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尽管组织上评价不错，但他离任前后还是引起了一片骂声。军工厂三分之二的工人只获得了极少补偿，就被彻底买断工龄遣散为无业市民。宣布他将调走后，职工宿舍区许多人家放起了鞭炮，曾经的几名电工在电线杆上安装了一只大喇叭，反复播放毛泽东的诗词歌曲《送瘟神》。那些口口相传的关于ＷＷw.lΙnＧㄚùＴχτ.nét

　　他是一名好干部的种种事迹，也变成了他收买人心、虚伪、狡猾、善于施展蒙蔽手腕的确凿证明。

　　松花江酱油厂也即将卖给个人，周秉义离任前又做了一件“虚伪”事，将常宇怀的儿子常进步“抢救”回他父亲的厂里，为的是使他不至于也失业。

　　周秉义将几位中方代表召集到一起，专门开会。他严肃地嘱咐说:“希望你们能以对党负责的态度关照好小常，如果我听说小常受了什么委屈，即使我已被调到外省，也肯定会回来替烈士儿子向你们讨公道。”

　　常宇怀在军工厂的名声依然可敬。几位中方代表或是由周秉义本人推荐，或是由别人推荐他点头同意，他们对他的话自然诺诺连声。原军工厂的工人们，无论已成了合资家电厂工人的人，还是被买断工龄实际失业的人，对于安排小常皆无异议，但对于周秉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爱心，为数不少的人认为是卑鄙。

　　“卑鄙！简直太卑鄙了！他那么做无非是想利用小常挽回一点儿形象，减少一点儿骂声嘛！说他狡猾真没冤枉了他！”此种言论几乎成了共识。

　　周秉义是背着“汉奸”“卖国贼”“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官迷”这样一些骂名去上任的，实际上他的职级并没有升，仍是平调。对于他的人格形象所蒙受的巨大损失，组织上并未抚慰。

　　没有手机和微信的年代，民间口口相传的力度也十分了得。不胫而走，聚蚊成雷，民间的风评往往会使一个人迅速身败名裂。

　　周秉义出现在弟媳和侄子面前时，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他的头发白了许多，明显的稀薄了。显然，他在市委书记的职位上也举步维艰，干得极不顺心。种种骂名先他而至，群众对他极不信任，自然也极不欢迎。在通往市委那条街的楼体和树干上，曾出现过号召人们抵制他到任的标语。当地公安部门要介入调查，他坚决阻止了。

　　他是晚上出现在弟弟家的，没敢坐小车，也没让妻子郝冬梅陪着，独自一人乘了几站车步行了半个多小时，为的是能在天黑以后才到达弟弟家门口。

　　周秉义知道有些军工厂工人的亲戚住在光字片，他怕自己白天出现在光字片，被人认出后引起不愉快的事情。

　　他这个曾经的光字片住户教育子女学习的楷模，已经对自己的生长地没有多少感情可言。他认为，自己的那些骂名肯定早已传遍了光字片，也肯定早已抵消了他们周家在光字片树立的好形象——这也差不多都是事实。

　　他在接近光字片

第三部 第一章[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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