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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1/3页]

　　光字片的小街，十之八九是没有院子的小街。一户人家挨着一户人家，家家户户的门窗都直接开向沙土街道，开向对面的人家。初来乍到之时都穷得叮当响，拖儿带女仅挑一副担子流落至此，哪敢妄想建一处有院子的家啊！并且，如前所述，那时都还心系着老家呀，没打算长住下去嘛。既没打算长住下去，可不好歹盖成一两间土坯房，全家凑合着有个容身之处就行了呗！所以家家户户挨得紧，大多数人家是为了省事，可少砌一面墙，共有的那面墙也不会是冷墙了，对两家都有益的。小街窄,窗对窗，门对门，在当年图的是安全。任何一家发生了不好的事，开窗或开门一喊，几乎一条小街的人都能听到。

　　在此种居住情况之下形成的左邻右舍的关系，是以前他们在农村时没有过的新型关系。好处是，“拆了墙就是一家人”这句形容亲近程度的话，提醒着家家户户和谐是多么重要。不好之处是，如果两户人家闹成了誓不两立、水火难容的恶劣关系，那么可就都别想有顺心的日子了！甭说那么一种关系的两户人家了，就是住在同一条街的任何两户人家，也不愿甚至不敢使彼此的关系糟糕到那么一种地步。“低头不见抬头见”，用以形容小街上人与人包括孩子与孩子的生活常态，特别贴切。还有种不好之处是，家家户户都难有隐私可言。谁家剁菜劈柴砸煤块，无论冬夏，起码左邻右舍是听得清楚的。若在开窗图风凉的季节，街对面人家的大人孩子在干什么，彼此一目了然。若谁家来了陌生人，想让别m.ζíＮgＹúΤxＴ.иεΤ

　　人家在一整天内根本不知道也是不可能的。

　　与一九四九年前后相比，小街虽已有了街名，每户人家有了门牌号，但所有的人家，都变得越发不像家了。从前的草房顶看上去还较为顺眼的草，二十几年间早已不知被无数次大风刮到何方去了，草房顶变成了油毡的房顶。油毡房顶换一次得花不少钱，没有哪家花得起。这里那里破了，雨天屋里漏雨了，只得用不知从哪儿捡的油毡片儿盖住。怕被风刮跑，用各种各样的石头压着，许多人家的房顶看上去像留在那儿的象棋残局。

　　家家户户的门窗都不正了，有些人家的门窗歪斜得厉害，开关都费事。男人们一次次用菜刀斧头砍削门框窗框，多次后，门框窗框就不成样子了。

　　若谁家的女人到别人家串门，见别人家的门框窗框接近完好，都会忍不住羡慕地说：“我家门窗要是也这样，我这辈子对家也就再没什么其他奢望了。门窗这样，才多少像个家的意思啊！”

　　所有的土坯房也都变矮了。这是因为当初修路时，将路面垫高了。路面高了，雨水自然会从街上流进屋里。为防止自己家被雨水淹了，家家户户不得不在门前“筑坝”。当然，说筑坝是夸张，其实是用泥土掺煤灰堆成弧形的坎——从小街的这一端向那一端望去，仿佛每一户人家门前都修筑了射击掩体。

　　街头街尾的公厕也都摇摇欲坠了。有的公厕已不存在，由街道干部指挥居民填平了。踏板腐朽，上厕所成了冒险之事，怕孩子们掉下去溺死。填平是填平了，但是从开春起，臭味儿便从地下散发上来，人们无不掩鼻而过。街道干部们又煞费苦心，弄来半高不高的树栽在那儿。不久树死了，都是从农村来的人，谁都知道是被过足的肥力烧死了。这点儿属于农民的常识他们是有的，却谁都不道破，怕街道干部指责自己是

　　“事后诸葛亮”。

　　每一根电线杆子还立在原地，但早已没了灯泡。灯泡总丢，证明那几条街上贪小便宜者大有人在。有的电线杆子也倾斜了，人们经常怀想曾有街灯的美好日子。

　　周秉昆的家住在街头，是那条小街的第一户。他家由里外两间构成，两间屋同样面积，都是二十几平方米的方正的房间。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是孝子，当年考虑到了，自己作为单传独苗，一旦在城市立稳了脚跟，应将父母从山东老家接出来，以尽床头之孝。他当年一咬牙借了民间的高利贷，非要使自己的家有两个房间不可。他在做儿子和做父亲两方面都极要强，并且还较幸运。两位老人从山东来到这个家后，秉昆的奶奶交给他一副镯子，说是祖上传下的，值些钱。那年秉昆的哥哥秉义刚出生，周志刚请识货的人过过眼。识货的人断定是好东西，愿意将他介绍给一位喜爱中国玉器的富有的俄国人，条件是成交了给点儿提成。当时东北已“光复”了，放高利贷的人因为有不少恶行被新政府镇压了，高利贷不必还，也没法还，满洲币作废了。所以，那副镯子保留下来了。待周秉昆出生时,新中国成立了，他不但有了哥哥，还有了姐姐。姐姐大他三岁，哥哥大他姐三岁。

　　在六十年代初的饥饿时期，秉昆的爷爷奶奶因为没有城市口粮，不得不回山东老家去了，不久先后死在老家。

　　那时，周秉昆的父亲已是建筑工人，身在大西北。

　　虽然，住两间打了地基的土坯房的周家很被人羡慕，却有不那么开心的方面。政府建公厕时，地点离周家最近，也就十来米的距离。秉昆的母亲当然强烈反对，但经不住一位善于做思想工作的街道干部的说

　　服。实际上，因为小街太窄，公厕除了建在周家门窗的斜对面，也没另外的地方可选。建公厕是有益整条街的事，如不许建，会将整条街的人都得罪了，所以成了不同意也得同意的事。为了对周家的体谅予以补偿，街道干部允许周家在门前围上十几米地面做小院子。这么一来，周家又成了那条街唯一有小院子的人家。

　　以后的两年，不论多热的夏季，周家的门窗轻易是不敞开的。

　　周秉昆的父亲从大西北回来探家那年，见已是那种情况，倒也没多么的不高兴。

　　这位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自我安慰地对妻子和儿女们说:“看来政府办事还是公平的，你们不是都喜欢养些花花草草吗？没有那公厕，咱家哪来这院子？再者，离公厕近有近的好处，上厕所还方便呢！”

　　在探家的日子里，他在两间屋的后墙上各开出了一扇窗。屋子不但更亮堂了，夏季也凉快了。

　　周家小院子的花草，遂成那条小街唯一的景点。

　　一九七二年，周家只剩周秉昆和他母亲两口人了。

　　周秉昆的哥哥周秉义“文革”前是市一中的高三学生，他本是要考大学的，父母也支持。“文革”一起来，他的大学梦成泡影了。“上山下乡”前，他是“逍遥派”，除了躲在家中偷阅禁书，就是与自己的同班同学郝冬梅恋爱。郝冬梅的父亲曾是副省长，“文革”初就被打倒了。“黑五类”子女是哪一派红卫兵组织都排斥的，她自己也不愿死乞白赖地加入，便也只能是“逍遥派”。“逍遥派”是造反派们对自行边缘化的一类人的嘲讽之谓，其实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工作，他们的心理状态并不“逍遥”。比之于狂热的造反派，反而多了份闲愁。造反毕竟是一桩可以让

　　青年人暂时忘忧的似乎特有意义的事，连这样的事也不积极，当然就得自己解决烦恼问题啰！

　　周秉义与郝冬梅这对恋人，抵抗烦恼与闲愁的办法，只有读禁书和恋爱，那简直也可以说是他俩的绝招、法宝。除了毛泽东和鲁迅的书，其他书籍在中国似乎已不存在了，但也就是似乎而已。任何时代都有些不怎么怕事的人，周秉义和郝冬梅便总是能搞到以前不曾读过的书来读。有时还在周家拉上窗帘一个读，一个听；还讨论，甚至争论。秉昆和姐姐周蓉以及周蓉的男友蔡晓光，是他俩地下读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他俩便破釜沉舟地报了名，第一批离开了城市。遗憾的是，郝冬梅由于父亲的问题去不了兵团，只得去农场，好在她去的农场离周秉义分到的兵团不远。对于大儿子的走以及与“走资派”女儿的恋爱，周母持顺其自然的达观态度。周秉义成为兵团知青的第二年，调到师部宣传股当上了宣传干事。

　　周秉昆的姐姐周蓉曾是三中高一学生。三中和一中都是A市的重点中学，周蓉与周秉义都曾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且都有文艺细胞。周秉义拉得一手好二胡，是校园诗人，“文革”前已有几首诗发表了。周蓉嗓子好，是大美人儿，以学生演唱者的身份参加过A市举办的音乐会。她的追求者蔡晓光是A市一所著名技校的造反派头头，其父是省军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省革委会成立后，他服从上级安排，脱下军装，在省商业厅当了一把手。不过周蓉与蔡晓光的关系不像哥哥与郝冬梅的关系那么明确，似乎是蔡晓光剃头挑子一头热。周蓉甚至不承认他俩是恋爱关系，多次对家人强调仅仅是朋友，而且是一般的朋友关系。

　　周母却希望女儿与蔡晓光是明确的对象关系，在当年那意味着是未婚夫妻。未婚而夫妻关系成立，根本不受法律保护，当年却是民间“道德法庭”最喜欢保护的关系。那种保护的义务感和热忱，往往高于对街

　　道卫生的保护。

　　周母不止一次对女儿苦口婆心地说：“蓉啊，如果连小蔡这样的对象你都三心二意，那你究竟想找什么样的呢？他除了个子比你稍矮点儿，依妈的眼光看，别的方面全都配得上你。人家那种家庭的青年，不嫌咱家门槛低，妈觉得单凭这一点，就是人家孩子难能可贵之处……”

　　周蓉总是笑盈盈地应付道:“妈,我的个人问题，你就别瞎操心啦。非要操心，那就先操我哥的心行不？”

　　周母则说：“你哥与冬梅，人家两个好成一个人似的，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关系了，钉透了还又砸了个弯的关系，妈有什么可操心的？你的事不让妈操心不行，妈是怕你错失了良缘！”

　　周蓉听烦了，就会反驳道：“妈，第一点，你一定要明白，我与他蔡晓光根本不是什么对象关系！我已经在家里声明过多少次了，我和他只不过是朋友关系！而且是一般的朋友关系！第二点，我就不明白了，咱家的门槛怎么就低了？我爸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

　　周母也会光火起来，指着门说：“你看你看，咱家的门槛高吗？”

　　周蓉看一眼门那儿，忍俊不禁。

　　她就哄母亲，搂着母亲半撒娇半认真地说：“妈，我没嫌小蔡的个子比我矮，我承认他对我特好，人也不错。可全市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未婚青年，不能说什么错失不错失良缘的。妈，我不急着像我哥似的将个人问题定下来,真的不急，所以求你别再絮叨,多给我点儿考虑的时间啊！”

　　女儿一撒娇，当妈的没咒念了。别看周蓉一向文文静静，其实是有拗脾气的，当妈的也有几分怕自己絮叨得女儿犯了脾气。母女俩如上内容的谈话从无结果。

　　蔡晓光经常来周家，与周蓉、郝冬梅一起听周秉义读《战争与和平》《德伯家的苔丝》《红与黑》等名著。他虽是技校造反派头头，却并不每每摆出唯我独革的嘴脸，起码在周蓉和周家人面前从没那样过。相反，他表现得特别有礼貌，有教养，文质彬彬。周秉义与冬梅讨论时，他也不见外地坦率发表看法，而他的看法、观点，连周秉义与冬梅也常常一致赞同。

　　比如，他认为《战争与和平》，其实更应理解为一部反映战争与人的关系的文学著作。它不仅描写到了沙皇、拿破仑这样的君主和库图佐夫等两国元帅、将领，还描写到了安德烈、皮埃尔等俄国贵族，并为战争大背景之下的俄国贵族女性刻画出了难得的群像。更主要的是，他还用如椽大笔描写了双方军队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特别是被占领国俄国的市民、农民甚至农奴的命运和心理感受——它是托尔斯泰笔下人物最多的小说，几乎描写到了战争背景之下的俄国各阶层人物。如果没有这样一部史诗性的小说，托尔斯泰当不起“俄国的一面镜子”，估计列宁也不会以那样的比喻评价他。

　　那一日，蔡晓光说罢他的看法后，周家的三个儿女一时都低着头默不作声。在哥哥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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