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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2/3页]

　　姐和郝冬梅面前，周秉昆自愧没读过几部外国小说，也就没什么个人观点可言，只有默不作声的份儿。但他极喜欢听哥哥们的讨论，觉得比听年长于自己的人聊闲天有意思多了。他是幸运的，也明白自己是幸运的，所以将那种幸运的时光当成幸福的时光来享受。

　　周秉义沉默片刻，用小指挠挠腮，抬头看着郝冬梅问：“你认为呢？”郝冬梅想了想说：“晓光的看法不无道理。在俄语中，’和平’一词的词根不是’社会’吗？那么《战争与和平》也可以理解为战争与社会、战争与人。”

　　蔡晓光又说:“我还认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受《战争与和平》的影响很大，也可以理解为反映革命与人的小说。它的主人公不是彻底的革命者，而是被裹挟到革命洪流中的。特别是他后来写出了《一个人的遭遇》，可以看成是他对革命与人这一主题意犹未尽的补白式的创作。”周秉义听完他的第二番话，没再低下头去，而是继续微眯双眼注视着他，直接问道：“你对葛利高里这个人物究竟怎么看？”

　　他立刻回答：“一个身不由己而又不甘于身不由己的人物。”

　　低头沉思的郝冬梅一下子抬起头来，她先看一眼蔡晓光，见他起身离开屋子，到外边去了，便将目光望向秉义，微微摇头。

　　秉义说：“好，不问他什么了。但我承认，他今天令我刮目相看了。”

　　周蓉说：“他也挺喜欢看书的，这倒是一个事实。”

　　原来蔡晓光听到了卖冰棍的老妪的叫卖声，出去买回了十几支冰棍，还都是奶油的。

　　周蓉接过冰棍后，吩咐弟弟也给在小院里的母亲送一支一一每当孩子们在屋里读书、交谈，周母便找点儿活到小院里去做，就像早年间做地下工作者的儿女和同志们秘密开会，当娘的在院门口放风。周母知道自家的儿女在和别人家的儿女读禁书，却从不反对。如果说有些书是对青年人有害的，这她信。但将全中国的书几乎都禁了，烧了，都说成是“封资修”的，她就不信了，因为连她这位文盲母亲的常识也违背了。何况，自己的儿子女儿自己了解，那是绝不会把坏书当好书读，还与别人家的好儿女一块儿讨论的。既上不成学了，也没工作可找，再不许他们读书，还不将些好孩子闲出病来呀？当妈的总不能跟着社会走，把自己的儿女逼到整天造反的道上去吧？

　　所以她从不反对。

　　蔡晓光说，他进院时已给周母一支了。

　　秉义接过冰棍后对周蓉说：“别让晓光走啊，留下一块儿吃饭。”

　　周蓉说：“你要想留他吃饭，那就自己对他说，干吗下指示似的让我留住他？至于他留不留下，那是由你和他的关系决定的，与我何干?

　　她说罢，吮着冰棍也到小院里去了。

　　秉义皱皱眉，批评道：“阴阳怪气。”

　　他只得看着蔡晓光说：“听我的，留下吃饭。”

　　蔡晓光笑着点头。

　　周母拿着冰棍进屋了，也说:“这个小蓉，有时候就是阴阳怪气的，晓光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啊！”

　　蔡晓光说：“大娘，我怎么会呢？”

　　周母又对秉义说：“你是当哥的，该训她的时候，那就得替爸妈板起脸来训她，只是背后表示不满不行。”

　　秉义说：“我才不，她会记我仇的。”

　　周蓉在外边听到了，大声说：“哥，这点儿明智可要永远保持啊！”

　　周母只得自己朝外边训了一句:“小蓉你有点儿样啊！别忘了你是当姐的，也是大姑娘了，给你弟做的什么榜样？就不怕你冬梅姐笑话你吗？”

　　郝冬梅赶紧大声说：“我不笑话她。大娘啊，她是成心调节气氛昵！”——她主要是说给周蓉听的。wωω.ξìйgyuＴxt.иeΤ

　　周母更加认真了，也大声说：“冬梅你用不着替她分辩！屋里气氛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儿的，需要她那么阴阳怪气地来调节？”

　　周秉昆冷不丁说了一句：“十个美人儿，九个是性格古怪的！”

　　他的话音刚落，周蓉冲入屋里，嚷嚷道:“你个没大没小的昆子，看我今天不把你的舌头系成死扣！”她边嚷嚷，边举手朝弟弟打去。

　　周秉昆慌得将冰棍也掉了，从他妈背后躲到冬梅背后又躲到蔡晓光背后。

　　除了姐弟俩，大家都乐了。

　　吃晚饭时，不知谁引的话题，这些青年又谈论起了《叶尔绍夫兄弟》，秉昆实在按捺不住表达看法参与讨论的冲动，幽幽地说：“老三谢尔盖是值得同情的！”

　　一语方出，哥哥姐姐们一齐将目光注视在他脸上，像听到哑巴说话了似的，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那么的惊讶。

　　那时周母串门去了，也不是寻常的串门，街上有户人家婆媳吵架了,她去劝劝。她是街道组长,那类事能带给她别人无法体会到的愉快，就像用指甲花汁染指甲能带给少女们愉快一样。

　　秉昆既已开口，索性竹筒倒豆子，将久闷在内心的观点一股脑儿倾吐出来。有次郝冬梅在他家读《叶尔绍夫兄弟》，他躺在床上装睡，听到了几段。

　　他像要与谁争吵，脸红脖子粗地又说：“没有哪一个士兵是甘愿当俘虏的！他受伤了，失去了战斗能力，因而成了俘虏，这能怪他吗？能算是种罪过吗？哥哥嫂子们都不理他了，连与他相爱的姑娘也对他无比冷漠，这对他公平吗？”

　　郝冬梅将另外三人环视了一番，垂下目光若有所思地说：“从今往后，我对小弟也将刮目相看了。”

　　周蓉拍了弟弟后脑勺一下：“以后不许偷听啊！要听我们也不限制你，但那就要像今天一样，规规矩矩地坐在一旁听。”

　　她那一拍，又拍出了弟弟一句话：“斯大林的儿子还成了俘虏呢！”

　　哥哥姐姐们的表情全都更加惊讶了。

　　周蓉严肃地问：“老实交代，听什么人说的？”

　　秉昆犹豫。

　　周蓉用筷子打了他的头一下，“别装哑巴，说！”

　　秉昆小声说：“那天妈让我替你送送晓光哥，他路上跟我说的。”

　　周秉义与郝冬梅对视一眼，都暗松了一口气。

　　蔡晓光平静地说：“是我跟他说的，但我说的并不是谣言啊！”

　　周蓉打断道：“别解释了。希望你能记住，我弟弟头脑简单，爱认死理，以后别什么话都跟他说。”

　　秉义忽然微笑了，对周蓉说：“你也不必把气氛搞得这么严肃，多大点儿事嘛！”

　　他起身走到弟弟背后，搂着弟弟说：“哥哥姐姐们读了些什么书，谈了些什么看法，别对外人讲啊！”

　　秉昆说：“我明白。”

　　郝冬梅对周蓉说：“我认为小弟的头脑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蔡晓光紧接着说：“我也这么认为。”

　　大家就都笑了。

　　秉昆却快哭了，他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

　　哥哥下乡不久后的一天中午，一位街道干部来到周家，当时秉昆和母亲、姐姐刚吃完饭，还没收拾桌子。

　　姐弟俩都礼貌地起身让座，亲近地称对方“婶儿”。周母与那位“婶儿”稔熟，关系处得很好。

　　婶儿坐下后，看着周蓉和秉昆说：“当着她姐弟俩，我话到嘴边还不好讲了呢！”

　　周蓉是冰雪聪明的人儿，婶儿一进门，她便猜到了婶儿光临的目的。

　　不待母亲开口，她已微笑着问：“婶儿是来动员我姐弟俩也下乡的吧？”

　　婶儿两手一拍，夸道：“哎呀你个周蓉，料事如神啊！”

　　秉昆抢话道：“可我哥不是下乡了吗？”

　　周母说：“既然事关你俩，那你俩就坐旁边，听你们婶儿怎么说。”

　　婶儿说:“我要说的事它是这样的，上级政策很明确，也不是咱们省市一级，而是北京那边中央一级那种上级的规定——多子女家庭，只能有一个留城的，其他属于’上山下乡’对象的子女，早晚都得走’上山下乡’这条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所以呢，早走比晚走好，早走不是就早革命了吗？……”

　　不待她说完，周蓉爽快且无所谓地说:“婶儿，打住。你已经说得够明白了，我现在就当你的面表态，我和我弟俩，我走。”

　　秉昆也大声说：“我姐留城，我走！”

　　周母心烦意乱地说：“你俩争什么争啊？我还没表态呢，我这个妈是什么态度就一点儿不重要了吗？”

　　“是呀是呀，你俩先别争。这么重大的事，搁谁家都是当妈的意见很重要！你俩究竟谁走、谁留城，娘儿仁好好商量商量，过几天给我个准话儿。我呢，还得到前趟街去继续动员，就不多待了。”婶儿是很识相的人，见机行事地边说边站了起来。

　　周蓉紧跟了一句：“我走啊，就算定下了。”

　　“行，行，你说定下了那就定下了吧。唉，谁愿意做这种背后挨骂的工作啊！”婶儿说此话时，一只脚已在门外。

　　母亲流泪了，看看女儿，看看小儿子，却说：“她也确实是没法子。”

　　周蓉瞪着弟弟说：“你是老疙瘩，我是当姐的，必须我走。”

　　秉昆赌气说:“你是女的，我是男的。女的留在妈身边，我男的走！反正妈对我这个老疙瘩也不怎么重视。”

　　“我哪点上不重视你了？”母亲搂抱住小儿子哭了。

　　周蓉笑道：“妈，我认为你表态了啊！”

　　秉昆恼道：“我要天天看住你，让你想走也走不成！”

　　母亲虽然一句明确表态的话也没说，但下午便已配合女儿拆洗起被褥来，还给了女儿二十元钱，意思是让她买些自己需要的东西。

　　晚上，睡在外间屋的老疙瘩听到睡在里间屋的母亲和姐姐说悄悄话。

　　母亲说：“妈当然也舍不得你走。可是呢，你弟他哪方面都不如你和你哥，他从小就缺心眼儿，也不懂人情世故，一根筋，他走妈不放心啊！”

　　姐说：“妈，我走我没不好的情绪。全国统一的政策，别人家也都是只留一个，咱家有什么资格例外呢？何况我自己也想走，二十多岁的一个大姑娘,整天在家里晃进晃出的,早晚会被笑话。趁现在还没人笑话,何不主动点儿一走了之呢？至于我弟，有的男孩子就是立事晚。他立事晚是有原因的，别说在妈面前了，就是在我和我哥眼里，也总是把他当成个长不大的孩子。凡大小事，家里从没人征求他的意见，就是他发表了几句看法，咱们也从不认真对待，渐渐的他可不就那样了呗。”

　　老疙瘩本想大吼一句——“我哪样了？”却没喊成。哥已经走了，姐即将走了，郝冬梅和蔡晓光肯定也不会到家里来了，他有些惶惶不安，害怕自己不适应以后的孤独。

　　姐又说：“妈你放心，小昆毕竟是个好孩子，就是不太聪明而已。哪天忽然立事了，兴许还能聪明起来的。”

　　老疙瘩的自尊心又受到了严重伤害，不知不觉流泪了。

　　母亲说：“蓉啊，妈希望你别去兵团了，在城市周边的哪个农村就近插队得啦。兵团挣工资这一点虽好，可离家远啊，而且两年一次探亲假，有军队那种纪律约束着，不是谁想回家就能回家的。就近插队，你随时可以回家，也省得妈牵挂了。”

　　姐说：“行，我听妈的。”

　　母亲说：“你这一走，你和晓光的关系不就吹了？”

　　姐说：“不一定，从长计议吧。”

　　母亲叹道：“姑娘家，好年华就那么几年，你不懂？”

　　在里间屋,母亲也流泪了。周蓉轻轻握住母亲的手,用细小的声音说:“妈，你别操那么多心了，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

　　自那日后，周蓉白天基本不着家了，开始向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老师同学们告别。她一向人缘好，特念旧情，与她成为“死党”的同学多，教过或没教过她的老师全都欣赏她，喜欢她。母亲和弟弟明白这一点，也就不疑不问，随她早出晚归。

　　一日她回来得早，带回了两张票，说是省市歌舞团为纪念什么“最高指示”发表几周年联合演出的票，一般人搞不到的，让弟弟第二天上午陪母亲去看。

　　母亲说没心情去看，秉昆却很想去看。姐弟俩你一句我一句地劝，母亲便同意去看了。

　　第二天下午母亲与秉昆回到家里,周蓉没在家。这本身并不奇怪。当母亲发现属于女儿的一切东西都不见了，而弟弟发现了姐姐插在镜框缝隙的信封时，母子二人都意识到情况太不正常了。

　　在母亲惴惴不安的催促之下，秉昆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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