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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1/3页]

　　所谓“上坎”，乃是城市形成之前早已存在的地貌。A市的原点只不过是一个小渔村。渔民们建立家园，自然不会选择远离江边的高丘之处，所以A市的中心区也便形成于平地。后来，一批批有钱的外国人接踵而至，那高丘之处随即出现了由他们所建的洋楼及欧式住宅。再后来，从高处至低处，出现了一条条纵向的马路和街道，坡陡的高处曰“冈”，坡缓的高处曰“坎”。到了那一年，全市至少有二三十条坡度较缓的长长短短的马路和街道，住在坡下的人家，大抵习惯将住在坡上的人家说成是“上坎”人家。m.biqiku.net

　　郑娟家并不住在“上坎”。“上坎”自有其横向的街道，两旁多为有门前小院和进门台阶的俄式房屋，或砖砌的或“板夹泥”的，都已老旧，小院不再是美观的栅栏围成的。当年规格一致的木条被树皮、树枝、铁丝之类杂七杂八的东西取代了，台阶也大抵破损塌陷，却仍能使人联想到它们当年的好看。如同曾经的美人，虽已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一眼就能看出当年准是美人胎。它们的主人也不再是流亡的老俄国人，他们一批批被遣送回苏联去了。新主人们以A市的中小知识分子和中小干部为主——老资历的中学教师、新政权任命的校长、报社出版社的老编辑、医生、区里的科长、派出所所长、国企小厂的厂长等。有些住房是分配给他们的，属于公房，有些则是他们在老俄国人不得不走时买下的。买下的多是知识分子人家，当初价格便宜得很，几乎等于白给。但再便宜，那也是一般老百姓望洋兴叹之事。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比如大学教授们，大医院的院长、名医们，处级及处级以上干部们，他们很少有住在共乐区的那样一些“上坎”街道的，而是住在市中心区更理想的街道更理想的住宅里。

　　郑娟家住在那一处“上坎”坡下百米左右的地方。那地方的坡路右边，斜刺里产生了一条胡同，曲里拐弯的，约一里半长。那种胡同，不能与北京的胡同以及南方城市的弄堂相提并论。后一类胡同，不论多么窄，两旁的房子都是砖或木结构的。郑娟家住的那条胡同里根本没有砖房,也当然不会有南方才有的木结构房一约一里半长的胡同两旁，挨得非常紧密的土坯房几乎连成了两道黄泥墙，家与家户与户的分离，完全由那种黄泥墙上开出的低矮而朽残的门来显出。那条胡同的家家户户也曾有过门牌号，二十多年过去了，再就没更新过。若使每户人家都有门牌号，将是一件特麻烦的事。曾有过的门牌号所剩无几，要发现一个得在最佳距离用望远镜慢慢寻找。

　　“上坎”是由黄土层形成的。黄土是脱坯的理想土质，脱坯盖房子是最省钱的方法。穷人缺的是钱，有的是力气。先后几批穷人，不约而同地相中了那地方。他们就地取土、脱坯，于是一户又一户穷人们的家便在那地方接连出现了。穷人之所以为穷人，除了穷，还表现于他们对人生并无所谓长远考虑，基本上都是过一天算一天的活法。对于家，用他们的话说是“住处”，也断不会有多高的想法。他们当初经历战乱、逃荒而驻足于城市，主要是为了寻条活路。对于“住处”，所持往往是暂时能住就行的态度。设身处地站在他们当年的角度想一想，不持那么一种态度又能怎样呢？像周秉昆的父亲那样的农民，在他们中少之又少。何况周家在农村时是较富裕的中农，他父亲闯关东时是带了十几块大洋的。既是暂时的住处，那些仓促而建的土坯房就都很小，也很矮。添丁增口了，孩子长大了，实在住不开了，只得又脱坯，加盖一间半间的。四周空地少了，便只能见缝插针马马虎虎地盖成，于是家家户户连成一体，再无空地了。所留的走路的地方，越来越窄，有的地方窄到仅一米多宽。

　　直至“上坎”的一些人家联名抗议，街道委员会贴出了布告，胡同里的人家就地取土脱坯的现象才算终止。因为已将“上坎”的斜坡铲出了十几米高的黄土绝壁，继续下去，“上坎”的某些房屋必定坍塌。“才算终止”并不等于彻底终止了，即使胡同里的人家不再加盖屋子了，每年总还要抹抹墙吧？那就还是要从“绝壁”上往下铲土的。街道干部们解决不了他们抹抹墙的实际问题，通常睁只眼闭只眼。而“上坎”人家与胡同里的人家，争吵不断，有几家早已互相视为仇敌了。总而言之，与那条胡同的人家相比，住在光字片的人家，反而应该备感幸福，知足常乐了。

　　秉昆在胡同里往返一遭，没找到郑娟的家。他不愿贸然敲开哪一家来询问，不想使人猜疑到自己与郑家有什么关系。胡同里的泥土小路一段高一段低，被雪壳盖得严严实实。人脚踩实的雪壳硬且滑，他跌倒了一次，幸而反应敏捷，拎着布包的手及时高举，摔疼了屁股，但鸡蛋没受损失。

　　他正感到懊丧，一个少年不知何时出现了。那少年坐在自家门旁的煤堆上，手举一片圆形的玻璃对着太阳望。那天虽然挺冷，却是冬季里的一个晴日，太阳很亮。

　　他走到少年跟前，弯下腰问：“小朋友，知道郑娟家是哪家吗？”

　　少年手中的圆形玻璃是一片磨薄了的茶色瓶底。少年将瓶底揣入兜里，又掏出片蓝色的同样磨薄了的瓶底，继续对着太阳望，仿佛没听到他的话。

　　他这才看出，那少年是盲人。迟疑片刻，他又问了一遍。

　　盲少年这才说：“你不是我朋友，我没朋友。”

　　秉昆愣了愣，商量着说：“咱俩是不是朋友倒没什么关系，只要你告诉我哪一家是郑娟家，我下次来会带给你许多瓶底，替你磨好了的。”

　　盲少年的头这才转向他，拿瓶底的手却仍举着，以成人般的郑重语气说：“那你先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找她什么事？”

　　盲少年的话令周秉昆又迟疑起来，他完全没料到一个盲少年对他问的话竟会持那么慎重的态度，简直可以说不但慎重，且有几分警惕。但唯有这么一个盲少年可问，便只好交谈下去。于是他说，自己并不认识郑娟，不过是受人之托，给郑娟送点儿东西。

　　“可，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盲少年那只手不举着了，在嘴前哈了哈，用另一只手搓了搓，揣入袄兜里了。秉昆随之听到他兜里发出一阵玻璃片相碰的响声，显然他兜里还有些那样的玻璃片，而隔着那样的玻璃片望太阳大约是他经常做的事。

　　秉昆诚实地说：“知道。”

　　盲少年又问：“知道你还受人之托啊？如果是给她送来涂志强的什么东西，那你干脆就别送了，那不是又会使她伤心吗？”

　　秉昆失去了耐心，生气又诱惑他说:“哎，你这小瞎子到底想不想告诉我啊？如果你告诉我，我给你鸡蛋！”

　　盲少年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睁大了，分明受到诱惑，却还在考虑什么。

　　这时，从胡同口的坡上，有一老妪推着载有冰棍箱的小车缓缓而下。冰棍箱上用草绳一道道绑着火把似的插棍，其上插着十几支糖葫芦。冬季毕竟不比夏季，冰棍难卖，卖冰棍的多是两样都卖。尽管那老妪小心翼翼，小车却还是向一旁滑去。周秉昆怕她连人带车翻入沟里，急忙上前，先替她推下小车，接着又把她扶了下来。

　　老妪指着盲少年说：“那是我儿子，我到家门口了，多谢你了啊。”盲少年说：“妈，这个人他要找我姐。”

　　周秉昆看一眼那老妪，再看一眼那少年，又一阵发愣——想不发愣都不行。

　　老妪说：“那，有什么事儿进家说吧。”

　　听了这话，秉昆不禁在心里谢天谢地。

　　郑家有两道门。第一道歪斜的破门，是北方人叫“门斗”的小小空间，无窗，黑咕隆咚的，三四平方米大的地方，堆着蜂窝煤、劈柴、冻白菜、冻萝卜什么的，架子上倒扣着水桶。冰棍箱子也放在门斗。

　　进入第二道门，便是住屋。郑家只有一间住屋，十五六平方米，火炕占去了一半地方，窗子在连着炕的一面墙上，仅四指宽的窗台。窗台以上的玻璃结着冰，为了防止融化的冰水淌到炕上，窗台被抹布卷和布条卷全部侵占了。地上，锅台和碗橱占去了另一半面积。有张旧桌子,一把让人看上去不敢往下坐的破椅子,还有看上去同样不结实的脸盆架。此外，再无其他什么东西。连箱子也没有，夏秋所穿的为数不多的衣服，叠放在炕的一角。

　　炕上铺着几张报纸，报纸上堆着山楂，一个穿件红毛衣的二十一二岁的姑娘一一不对，应该说是小媳妇——也不对，确切地说是小寡妇，坐在炕上，正用竹拝穿山楂。她那么做前，先用小刀将山楂一个个切开一道口子，挑出里边的核儿。她的毛衣很旧了，几处地方开了线。她没穿棉裤，只穿条旧的花布衬裤，也没穿袜子。

　　秉昆进门后，小寡妇停止了正做着的事，极为吃惊地瞪着他。秉昆

　　看出她还没洗脸没梳头，看出了她在一个陌生男子讶然的目光下的狼狈不堪，也看出了她内心里的羞臊。而他的惊讶是因为，自己没料到她还是一个美人。他看着她呆住了，想到了自己的姐姐。在他看来，除了她脸上没有书卷气，此外她的美绝不逊于自己的姐姐。区别是，自己的姐姐有张眉清目秀的脸，一双大眼睛总是很有神，目光总是那么自信，给人以意志坚定难以驾驭的印象'而眼前的郑娟有张蛾眉凤目的脸，像小人书《红梦楼》中的小女子，目光里满是悟惶，仿佛没怎么平安无事地生活过似的。她的样子，会让一切男人惜香怜玉起来，周秉昆当然也不能例外。

　　郑娟扯过她的棉衣盖住了脚和小腿，满是疑虑的目光转向了母亲。

　　郑母拍拍炕沿，意思是请秉昆坐下。也没别处可坐，秉昆就拘束地半坐在炕沿。这样他可以不和郑娟面面相对,他仿佛有种被催眠的感觉。

　　郑母在椅子上坐下了，她的盲人儿子摸索着蹲到她跟前，摘下她的棉手套替她搓手。

　　秉昆担心地说：“大娘，别坐那儿，坐这儿吧。”

　　他也拍了拍炕沿。

　　郑母说：“没事儿，别看这椅子破，挺经坐的。”说完才将目光转向女儿，打消女儿顾虑说：“这小伙子心眼好，见我推着冰棍箱下坡，跑过去替我，还扶着我下的坡。要不，我连人带冰棍箱子栽到沟里了。我要是摔伤了哪儿，咱们一家的日子可怎么往下过啊？”

　　秉昆已经背对着郑娟了。郑母说时，他看不到郑娟的表情。他极想看到，却又不好在郑母说时扭头看着人家的女儿——尽管她一味说着感激他的话。

　　他忍不住要打断郑母的话时，郑娟的弟弟开口了。

　　那盲少年说：“姐，妈的话太啰唆了，还是听我来说主要的话吧。别人托这个人转交给你东西，所以这个人才来找咱家的。他在门口见到了我，我正替你问他是什么东西，他还没告诉我呢，正巧咱妈回来了。”

　　依然是一种大人般的口吻，话说得有条有理。

　　秉昆赶紧接着他的话说：“是啊是啊，是你弟弟说的那样。”

　　他不禁对那盲少年刮目相看，正想说句这一家三口全都爱听的话，没等想出来，郑娟在他背后开口了。

　　她说：“你不必成心背对着我了。”

　　于是秉昆起身坐到炕沿另一端去，这样，他可以看着她了。在他背对她的时候，她已穿上了外裤。但穿的仍不是棉裤，而是一条单军裤，草绿色的确良的。她也穿上了袜子，小腿蜷向身后，成心不让他看到她的脚。刚才她没穿袜子时，他的目光盯住她的脚看了好几秒，看得她如芒在背，恨不能让自己的双脚立刻隐形。

　　郑母为了使屋里暖和些，起身去捅炉火，一边絮叨：“不让她把棉裤拆了，偏拆了，说春节想穿上拆洗过的棉裤。可倒好，拆了，裤面也洗干净了，又来了活儿。穿两串糖葫芦挣一分钱，为赶在春节前挣几元钱，顾不上做自己的棉裤了……”

　　郑娟穿的军裤膝部有个指甲盖大的破洞。周秉昆看出，她穿的是涂志强生前穿过的一条军裤，那破洞是涂志强吸烟时掉下的火星烫出来的。涂志强交往挺广，想弄条军裤穿穿，就会有人帮他心想事成。那几年，穿条的确良军裤或上装，哪怕是戴顶的确良军帽，在留城青年中是很时髦的事。

　　“妈，你别絮叨些没用的了，春节前我肯定会有棉裤穿的。”郑娟目光与话题同时一转，看着周秉昆问：“谁派你来的？”

　　秉昆苦笑道：“倒也不是谁派我来的，是我自己有几分情愿才答应了的事。”

　　他简单地将癘子二人托付他的经过讲了一遍，省略了几乎是被劫持的细节，讲出他们苦苦相求的意味。

　　最后他掏出信封，放在小布包旁，总结说:“这信封里就是他们让我给你送来的钱，十个鸡蛋是我从自己家带来的。毕竟，我与涂志强哥们儿了一场，快过春节了，算是我的一点儿心意。”

　　“我当什么呢，是鸡蛋啊，那大娘这厢谢你了啊！”郑母本已又坐在椅子上了，听完周秉昆的话，立即起身拎过去布包想放在别处。

　　郑娟喝道：“妈，你别！”

　　郑母竟很顺从，坐下嘟哝着，双手仍捧着布包。

　　郑娟弟弟也说：“姐，鸡蛋是可以留下的。”

　　郑娟又喝道：“没你插嘴的份儿！”

　　弟弟噤若寒蝉，摸摸索索地躲到门斗去了。秉昆不由得低下了头，他不愿看到那小寡妇对母亲和弟弟的凶样子，见证了她的另一面让他有些不快。他偶尔也对自己的母亲那样子过，却是装凶，不是真凶，而她对母亲和弟弟却是真凶。他暗想，如果自己有那么一个懂事又是盲人的弟弟，才舍不得呵斥呢！

　　他听到郑娟大声说：“你看着我！”

　　他抬起头，以不快的目光看着她。

　　“你转告他们，我才不需要他们的可怜！”她那双丹凤眼中投射岀凛然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瞪着他，停顿片刻，加重语气接着说，“我明明白白告诉你，我也不需要你来可怜！全中国现在可怜之人多了，我不认为我是最可怜的。我恨他们！涂志强如果不是跟他们搞到一起，也不至于犯下死罪。那我俩的日子还可以凑合着混下去。带上那钱，别弄脏了我家炕。你走吧！走！快走！……”

　　周秉昆一时目瞪口呆，如同自己果真是癘子们一伙，对涂志强的死负有抵赖不掉的罪过似的。

　　“娟，你听妈劝你几句好不好？”

　　“不好！……你！……带上钱快给我滚啊！滚啊你！”

　　郑娟的手直指周秉昆的脸。

　　秉昆的脸红过一阵后，又变得煞白。

　　他猛地往起一站，将装钱的信封抓在手里，低着头撞门而去。他像一头被始料不及的枪声和猎狗吠声所惊吓的野兽冲到了外边，不但受到了惊吓，还被激起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愤怒，想要发出狂烈的咆哮。

　　郑娟的母亲和弟弟跟到了外边。

　　那老妪说:“孩子你站一下，你听大娘向你解释……那个，那什么，就是钱，她不要，大娘要。求你……给大娘留下吧！我女儿她……他俩并没领过证啊，我女儿她连一个正式的寡妇都不是呀，她肚子里还怀上了涂志强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撇不下我和她弟，她就根本不愿活了！她那样不是冲你，她是在冲自己的命发火呀！”

　　老妪脸上淌下泪来，朝秉昆可怜兮兮地伸出一只枯瘦的手，像已完全丧失了耻辱感的老乞丐。

　　盲少年也从旁说：“我姐以前是好脾气的人，从没对谁发过火。”他的眼中也淌下泪来。

　　“求求你，别生气……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吧！……只靠我卖冰棍养活不了我们三口人啊……”身材瘦小的老妪，双膝一弯，分明是要跪下去了。

　　周秉昆的心顿时软得一塌糊涂,赶紧上前一步,双手将郑母搀住，耳语道：“大娘，我没生气。”

　　他从兜里掏出信封，递到了郑母手里。她连个谢字都没顾上说，抹着泪，迈着摇摆不稳的碎步进入了歪斜的家门。

　　盲少年问：“我妈进屋了？”

　　秉昆说：“是的，她进屋了。”

　　盲少年又问：“我妈哭了吧？”

　　秉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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