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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1/3页]

　　在三个儿女之间，周母最看重的是长子秉义，周志刚内心里则更爱女儿周蓉，因为她最善于讨他欢心。

　　冬季的贵州也冷极了，许多地方春节前下了雪，正月初三那日山头仍白着。大西南下的雪一向都如床单般薄薄的一层，太阳一出来，几个小时就会化得一干二净。然而贵州深山里的人们，这一年已经六七天没见着太阳的脸了。

　　阴沉的天气使那种湿冷更加恼人,仿佛血管里流的不是温热的血，而是即将结冰的冰水，从里往外感到冷。整个人泡在热水里似乎也暖和不过来，穿得再厚盖几床被子也还是冷。

　　正月初三上午又下起了冷雨，贵州像要停止季节变化，一直那么阴冷下去了。

　　所谓深山里的人们，不仅指这里几户那里几户的小村里的农民（在东北，那么小的村不叫村而叫屯;在贵州山区，那么小的村比比皆是），也指进行“大三线”建设的来自东北三省和河北、山东等省的国防工业大军与建筑大军。

　　“大三线”建设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文革”初期乱了一两年，二三十万人马也曾因为谁更革命分成了几大“造反派”组织，但自从实行军管，特别是成立了以“大西南的春雷”为红色代称的省革命委员会之后，誓不两立的局面逐步得到了控制。

　　当然，免不了要宣布一些人为“反革命分子”“破坏’大三线’建设”的

　　阶级敌人，于是逮捕了不少人，判刑了不少人。

　　这么多人一下子开进了贵州的深山老林，一切生产生活的物资保障、服务保障都给贵州带来了巨大压力，仅靠本省之力根本不可能解决，所以贵州与国务院专设了一条保障畅通的红色电话专线。那些人大多隶属于航天工程、武器制造、军事通信三大系统。用现在的说法，他们是当年中国工人阶级中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那一部分工人，也可以说是中国工人阶级中的“特种部队”“精锐部队”。此外，还有占总人数三分之一左右的建筑工人大军，他们也是从各省抽调的“精锐部队”，东北籍的建筑工人最多。这是因为东北最先成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建筑工人们经过的大规模施工的历练最早，经验最丰富，最善于攻坚打硬仗。

　　被逮捕的人中，十之七八是这样一些工人“造反派”头头一一他们抓住机会，发挥了自身前所未有的号召力，名曰为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而“造反”，实际上反来反去，最后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闹着被调回本省而已。屈指算来，他们离开本省已近十年，时间短的也有五六年。许多人几经辗转，从陕西、甘肃、新疆再折向四川继而来到贵州的深山里。在哪一个省的生活都是异常艰苦，除了不必经历枪林弹雨，其他方面的艰苦程度不亚于革命年代大军团开创根据地的情形。进入贵州深山腹地以后，他们遭遇了多年辗转最为艰苦的生活。他们身心疲惫，思亲想家，巴望早点儿有人来替换他们，让他们能赶快回家，重新过上以前那种每天下班后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正常生活。他们毕竟不过是各行各业的工人，并不真的是军队的士兵，而且“大三线”建设毕竟难以让他们产生抗日救亡般的光荣感。他们起初都是满怀建设热忱，但时间一长，艰苦的生活一年接一年似乎无休无止，难免就有怨言甚至怨气了。他们以为，既然有人为了共同

　　的想法带头，自己跟着那么一闹，兴许很快就会闹成功，早日与老父老母孩子老婆团圆了，却不料将自己所推举并拥护的“造反派”头头们推进了“反革命”的深渊。头头中自然有投机分子和野心家，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回家，甚至根本就不是为了回家，而是为了趁机当官，进而借着政治风向往上爬。

　　政治的桃子再鲜再大，看上去再易于摘取，那也断非每一个想摘的人都能称心如意。投机之“机”属于玄机，瞬息万变，寻常人难以掌握其中奥妙，常常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有的人青云直上，也是连自己都根本没想到的。一进入角色，命运之舟也就只能任由大风大浪抛掷，自己根本驾驭不了。

　　在波谪云诡的时代中，投机须有大投机家的胆识与谋略，一些工人“造反派”头头中产生的投机者，连投机家都算不上，只不过是被半大不小的野心所支配的投机分子而已，哪里具有大投机家们那种雄厚资本和经验谋略呢？故军队一到，他们的下场都很可悲。

　　工人们原本普遍以为，他们是共和国最有权利发发脾气的人。作为别妻离子进行“大三线”建设的工人，他们都认为自己表达不满有充分理由——也该有人来替换替换自己了嘛！劳苦功高的“领导阶级”，连这么一点儿起码的权利都没有吗？但是解放军一严厉，他们很快就明白,还是夹紧尾巴乖乖听话的好。如若不然,他们的那些“头头”的下场，随时可以是他们每一个人的下场。

　　他们不得不开始接受一种新的思想教育——就整个阶级而言，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就每一名具体工人而言，只不过就是普通劳动者。普通劳动者就得有普通劳动者的样子！

　　于是，他们都领会到——谁也别再挑头闹事，那样做没有好果子吃。

　　局面平定以后，“抓革命，促生产”的中央精神得到继续贯彻，生产

　　竞赛活动由党员工人及工人劳模们倡导，又此起彼伏地开展起来。

　　一九七三年春节，贵州“大三线”建筑工人们并没全都放假。山岭深处，一些工程一日不停地继续着一一不完全是生产竞赛，因为有的工程根本停不下来，一旦停下来国家损失巨大。许多工人享受的是，干一天休一天的春节假期。

　　初三上午十点多钟,从山里顺着砂石路走下一名“2”字头的工人。一身蓝色帆布的工作服看上去已经湿透了，脚上的旧胶鞋泥污不堪，两腮黑茬茬的络腮胡子显然已多日没刮了。

　　他是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

　　周志刚头戴一顶当地男人冬季普遍戴的卷檐毡帽，天气实在太冷了可以将帽檐放下来护住耳朵。

　　这一天虽然很冷,他却走出了一身的汗，把放下的帽檐翻上去了。他背一只大竹篓，里边装着二十斤面粉、五斤腊肉，还有几块肥皂、一包蜡烛、一双新胶鞋。

　　他要去看女儿，也就是周秉昆的姐姐周蓉。

　　几字头是山里农民对“大三线”工人的区别叫法，后者与家人或亲友的通信地址只有“贵州”二字，其后是以数字为番号的信箱，有时最多加上地区名称。他们的工作服上，也印着与通信地址一致的首位数字，为的是相互容易识别，便于管理。在当地农民们眼里，“大三线”工人们都具有一种类似保密部队士兵的神秘感，相反，对“大三线”建设实行军管的穿军服的真正部队官兵们，在他们看来倒一点儿都不神秘了。自从实行军管后，凡组织、煽动冲击“大三线”工程工地或机关单位的行为，一律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行为，情节严重的带头者有可能被

　　判处死刑。

　　“九一三”事件后，那些有“大三线”工程的贵州大山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异乎寻常的凝重，这一点连农民们都感觉到了。安检路卡站岗的士兵们的表情更加严肃，委托农民从集上买东西的工人也几乎没有T——那样做的工人是严重违反纪律，因为很可能使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得逞。为提高广大工人的警惕性，春节前各属区都放映了电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然而，周志刚还是做了严重违反纪律的事——他偷偷委托一个农民朋友在三十儿那天买了竹篓里那五斤腊肉。他与对方交往已有两三年，从骨缝里都确信对方绝不会坑害他。“大三线”单位对于国营商店同样不放心，职工食堂的粮食、蔬菜乃至酱醋之类调料基本上是特供的，定期一卡车一卡车从山外运进山里，负责押运的往往是荷枪实弹的士兵。

　　周志刚作为工人班长敢冒受处分的危险，并不意味着他是一名漠视纪律的工人。依他想来，自己毕竟是将一背篓东西背出山去，而不是从山外背入山里，即使以纪律来论，错误的性质那也是不同的。非要处分他的话，程度也或许较轻。何况，他不是从一处工地带往另一外工地，而只不过是要带给自己的亲生女儿。

　　至于二十斤面粉，那没什么问题，是他用春节前省下的饭票从食堂买的。在贵州，面粉较少见，几乎只有“大三线”工人的食堂才有。因为许多工人是从东北等地来到贵州的，吃不惯当地产的双季大米，那种糙米将不少工人的胃吃伤了，面粉意味着是对他们健康的一种保障性特殊待遇。

　　周志刚考虑到女儿周蓉肯定也吃不惯糙米，怕她把胃吃伤。女儿自幼胃就不好，这他是知道的。二十斤面粉虽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若能在女儿胃病犯了的时候可以做两顿疙瘩汤喝，也值得自己受一次

　　累啊！

　　肥皂和胶鞋是发的。肥皂三个月一块，胶鞋每年一双。他经常主动打扫公共浴池，一方面是为了保持“模范工人”的光荣称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机会将别人弃之不用的肥皂“尾巴”收集起来，攥成大大小小的肥皂球自己留用，那样他每年可省下两三块肥皂，以前是探家时带回去给家里用。“大三线”工人最费的是鞋，一双发下来的新鞋穿在脚上，往往不出三个月就被工地的碎石路磨烂了。工人们曾闹着要求每年多发一双胶鞋，他们的要求也被逐级向上反映过，但上级最终的答复是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已经尽量对“大三线”工人做出保障了，过高的要求只有等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以后再予以考虑，于是不了了之。

　　周志刚居然连胶鞋也能隔一年就省下一双——他不仅学会了补鞋，而且还跟农民学会了编草鞋。实际上工人们并不将农民叫农民，而叫山民，尽管他们确实是居住在深山里，靠耕种贫瘠的小块土地为生的农民。他们的可耕种土地少得可怜，每当撬落山坡上的大石头，就往石头窝里撒一把菜种。有北方平原地区农村生活经历的工人们，一回忆起老家那一望无际的广袤土地，就对贵州当地山民内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后者所过的普遍的贫穷生活，也使工人们总觉自己作为领导阶级，实在是太对不起他们了。工人们对于贫穷有了全新的认识，因为较之于山民们的贫穷,他们自己的贫穷经历和家庭所面临的城市里的贫穷现状，简直就不值一提了。

　　他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人，见过了种种贫穷现象，但冬季初入贵州山里时，从卡车上见一个又一个村子里跑出些三四岁到十来岁衣不遮体的男孩女孩，委实大为惊骇！惊骇甫过是心痛，不少工人一路流泪，卡车再路过村子时，不忍复见那情形，便转身背对车两旁了。那些孩子跑出村子只不过是围住卡车讨吃的，一个个面黄肌瘦骨形凸现，工人们便将

　　自己充饥的干粮一番番从车上大弯着腰递在孩子们的小手里，几乎没有人从车上抛过干粮，都是手递手地给予。孩子们一手接过一块干粮大口吃着，另一只手还直伸着默默讨要。破衣烂衫的大人们伫立在家门口远远地望着，已有先头进山负责安全保卫的人们逐村劝告过他们，卡车途经时不得靠近。那些山民们都极其老实，便绝不靠近，仅允许自己的孩子们乞讨。他们的家，说是某种善于搭窝的高等动物的巢穴也毫不夸张。

　　贵州深山里山民们的贫穷状况，让许许多多初入山区的“三线”工人受到了震撼。

　　当他们自身带的干粮沿途给完了，便开始翻找车上有没有可吃的东西。有些车上有面包、饼干、水果罐头和肉罐头，是工地职工商店的采购员随车采购的。于是，一些新调来的工人便从车上给孩子们拿那些更高级的食品。

　　采购员们当然要干涉。

　　工人们当然不理那一套。

　　于是双方在车上发生肢体冲突。

　　周志刚所在的卡车便发生了这种事。

　　当时，车上的采购员情急之下，居然拔出枪来对空放了一枪——极个别的采购员是特许佩枪的，因为他们往往随身携带大笔现金，经常不得不与形形色色好坏莫辨的人同搭一车,或独自走一段山路。“大三线”大军初入山区时，山区的夜里每闻狼嚎。

　　枪声才使意气用事的工人们安静了下来。

　　采购员挥舞着握枪的手大吼：“就你们他妈的是人吗？就你们的心是肉长的？我的心就是石头心秤碇心啊？东西没了我回去怎么交代？你们他妈的替我想过吗？”

　　是啊，也不能完全不替人家采购员想一想。

　　作为老工人的周志刚向司机建议，再要路过村子时，干脆加快车速开过去为好，那样卡车不至于再被一些可怜的孩子围住，车上也不会再起冲突了。

　　司机是个小伙子，他觉得周志刚的建议有道理。

　　正因为他听了周志刚的建议，不幸发生了——那辆卡车经过下一个村子时，轧死了一个少年。当那少年的父亲，一个有着一张薰黑的瘦脸、破衣裳裹着麻秆似的身子的中年男子，横托着自己十二三岁的儿子的遗体呆站在车头前边时，“大三线”老工人周志刚头脑顿时一片空白。那时山里的世界对于他来说万籁俱寂，静得不可思议。

　　那父亲并不看卡车上的人。他低着头，只一动不动地看着儿子的尸体，儿子的嘴角不断往地上滴着血。

　　卡车上所有的工人都呆如石人。

　　路边的孩子们也一个个呆如小石人。

　　司机从驾驶室出来了，连看都没看那父亲一眼，却朝车上嚷嚷：“谁让我开快车的？谁让我开快车的？”

　　周志刚这才缓过神，小声说：“我。”

　　司机指着他吼：“你他妈给我下来！”

　　周志刚顺从地跳下了车。

　　小伙子司机一拳将他击倒于地，接着一脚又一脚狠踢他。欞魊尛裞

　　幸而这时从后边开来一辆吉普车，车上下来了一名军官和一位干部。

　　当卡车继续向前开时，周志刚听到车上有人放声大哭——车上不全是男人，还有一名要前往山里职工医院报到的女护士……

　　周志刚是去年十一月中旬从四川调到贵州来的。那次从四川调来了一千五六百名建筑工人。

　　临行，领导在欢送会上说：“把你们调往贵州，不仅因为四川这边的建筑工程已经提前出色地完成了，还因为你们都是建设’大三线’的优秀的老工人！你们的平均年龄四十岁以上，工作经验丰富，都是吃苦耐劳的工人，好样的工人！而且，你们也是最听党的话的工人！现在，贵州需要你们！党命令你们去往贵州，在那里继续发挥你们的榜样作用！有没有怕那边的生活更艰苦不愿去的呀？”

　　一千五六百条嗓子震耳欲聋地喊：

　　“没有！”

　　“没有！！”

　　“没有！！！”

　　刚会过餐，解馋地饱饱吃过大块大块的肉，还有四川当地醇烈的白酒喝，一千五六百名工人的底气个个都很足。

　　在他们中，最情愿从四川调往贵州的便是周志刚。他们确实都是些好工人，也确实如领导所说的那样，贵州的“大三线”建设急需他们这些优秀工人。实际上，四川的“大三线”工人已闹过事了，稳定局面当然同样是军管起了关键性作用。贵州的返省工潮发生在“九一三”事件后，这引起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他们这样一些“大三线”工人军团中的老兵，没有卷入在四川早先发生过的同样性质的工潮中，被认为表现良好，于是领导希望他们能在贵州的“大三线”工人中起凝聚作用。从四川到贵州，对于别人来说这种调动无所谓，周志刚却是梦寐以求，甚至有种喜从天降的感觉。

　　因为他与女儿离得近了。

　　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他已五年多没见过女儿了。一九六九年，他探家期间知道了女儿做的荒唐之事，曾暗自发誓再也不见她了。然

　　而，终究是父亲，周蓉毕竟是他的亲生女儿啊，“每逢佳节倍思亲”，他最惦念的是女儿。他不怎么惦念长子秉义，千千万万人家的儿女都下乡了,自己的长子也下乡了,有什么可惦念的呢？何况，秉义是有主见的，无须自己这个父亲操什么心。又何况，秉义的婚姻大事下乡之前就定下了，他和老伴都对郝冬梅很满意，认为她与秉义哪方面都十分般配。至于她的父亲成了“走资派”，被打倒了，他和老伴并不介意。那有什么呢？成了“走资派”也证明着一种资格，起码证明人家郝冬梅的父亲曾经是老革命吧？郝冬梅的父亲也确实是老革命，曾在杨靖宇领导的抗日联军担任过师长，是东北抗日联军一员赫赫有名的勇将，身上留下了两处伤疤。一处差点儿击中心脏，如果不是命大，早已成为烈士。这样的人如果还不算老革命，那还得有多么光荣的历史才算呢？周志刚对于出生入死抗过日的人一向心存大敬意，虽还没见过郝冬梅的父亲，内心里已分享到莫大的光荣了。再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他不信中国会一直折腾不休，非将这些经过生死考验的干部都当垃圾扔了不可。至于小儿子秉昆，周志刚更不惦念。他留城工作，从小老实巴交，又有老伴在他身边操心着，没什么可惦念的。

　　确确实实，他最惦念的是女儿周蓉。

　　如果女儿也下乡了，可能他反倒不太惦念。人家郝冬梅也是女儿，还曾是高干的女儿，人家不也下乡了吗？千千万万人家的女儿不都下乡了吗？他的女儿既不是纸糊的，也不是用糖浆吹的糖人儿，不会一沾火就会烧成灰、一碰就会破个洞，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而且，周蓉自己也不是个娇气的女孩，从小到大，并没拿自己当过家里的宝。相反，她还总拿自己当家长似的。他和老伴说应该先给哪个孩子添件新衣服时，她总是先让着哥哥，后让着弟弟。全中国人都挨饿那三年，女儿在饭桌上吃得最少，往往没吃几口就说吃饱了，而他和老伴不止一次发现，女儿背

　　着他俩和哥哥弟弟，一边嘎唬嘎U崩嚼着从水缸里铲下的冰片，一边看书或写作业——她的胃疼病正是那三年里落下的。每当想起女儿的件件往事，周志刚就会惦念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别人以为他劳动时老当益壮不知什么叫累，肯定是为了保住多年连续被评为劳模的荣誉，殊不知他每天下班后腰酸腿疼，却甘愿累成那样——累成那样，晚上就可以睡好觉，不因想女儿而彻夜失眠了。

　　当女儿不经意间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漂漂亮亮的大姑娘以后，他经常想的其实只有一个问题一一长成一个大美人儿的女儿，将来会嫁给什么人？或者反过来说，什么样的男人才有福气做自己女儿的丈夫？

　　街坊一些年轻妇女都认为女儿应该去当演员,那么漂亮不当演员可惜了。女儿却不止一次对他和老伴表明自己的人生志向一一考大学，毕业后争取留在大学，当大学老师，但凡有一丝可能，那就要争取成为教授。

　　他和老伴都不知道教授是怎样的人。

　　女儿解释：“你们就想，教授是大学老师中的老师吧。”

　　他问：“那就是大学里学问很高的那一类人了？”

　　女儿说：“可以这么认为。”

　　他当即斩钉截铁地表态：“支持！砸锅卖铁爸也支持！”

　　老伴却说：“也不至于到砸锅卖铁那地步。女儿，爸妈保证，只要你考上了，爸妈就肯定供得起。咱家不是有家传的值钱东西嘛！”

　　女儿明白妈指的是什么，扑哧笑了，旋即庄重地说：“爸，妈，我不但有信心考上大学，而且有信心靠勤工俭学读完大学，那东西当传家宝留给你们小儿子吧。”

　　周志刚向老伴使了个眼色，起身走到外屋去了。

　　老伴则心领神会，试探地问：“蓉啊，趁你哥和你弟都不在家，咱娘俩说点儿悄悄话，向妈透露透露你的真实想法，我女儿将来希望嫁给一

　　个什么样的小伙子呀？”

　　女儿大笑起来，笑罢，反问：“妈，想套我的话是不是？我爸刚才向你使眼色，当我没看出来？”

　　做母亲的板脸道：“别管你爸使没使眼色，我当妈的还没权利问问你吗？”

　　女儿大声说：“爸，那你也在外屋听清楚了啊，我刚上高中，你们想知道的事，我还压根儿没考虑过呢。有一点可以预先告诉你们，那就是：我将来的爱情肯定要由自己做主，希望爸妈那时给我充分的自由！”

　　周志刚在外屋首先大声表态：“给！给！绝对给！爸才不会替我女儿搞包办婚姻那一套。这都什么年月了，你爸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也是领导阶级中的一员，是讲民主、讲平等的人。”

　　周志刚走在碎石路上，没因为回忆起了那些与女儿有关的往事而有丝毫愉快，相反，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被自己万难接受的现实所欺压的无奈和屈辱。他认为那种欺压是女儿造成的，但一想到女儿肯定也深陷于她自己造成的苦境之中，心中便无怨无恨只有怜惜了。

　　究竟一个怎样的男人，会使女儿宁愿让父母伤心、哥哥弟弟蒙羞，而破釜沉舟、一意孤行地追着他来到瘴气弥漫的贵州深山里，与他共同生活呢？

　　他困惑不解。他此行去见女儿，不仅仅是由于对女儿的朝思暮想，也是要去见到那个男人。

　　难道他是一个脑后发岀七彩祥光隐于凡尘的仙人不成？

　　他不信。他要亲眼见识见识。

　　没调到贵州来以前，周志刚曾多次在家信中要求小儿子将姐姐的通信地址告诉他，秉昆却从没写在回信中。他明白，小儿子一再成心忽略，肯定也是老伴的主张，怕他一旦有了地址，会接连不断地写信责骂周蓉，他后来理解了他们的顾虑。倘那时他已有了地址，当然会接连不断地给女儿写信，对她大加责骂。多亏那时他没有地址，果真那样做了他现在会后悔死的。

　　调到贵州以后，他给大儿子秉义去了一封不短的信，言辞恳切地表明，自己已经不恨周蓉，但是太想她了，想到了夜里经常大睁着双眼睡不着觉的程度，快神经衰弱，开始服安眠药了。这是真的。他在那封信中恳求秉义将妹妹的地址告诉他这个可怜的父亲。他在信中保证，秉义的顾虑是多余的，完全没必要。作为父亲，自己既然调到贵州，与女儿同在一个省，从哪方面讲也应该亲自去看看女儿的生活情况啊！这是他作为父亲的起码责任，也是起码权利啊！不然，那他还配做父亲吗？

　　他是在扫盲时期才学会写一些字的。内容那么复杂的一封信，仅靠他所会写的那些字不够用。那种复杂的心理变化和感情表达，完全超出了他的实际表述能力。他只得放弃模范老工人的自尊，请工友中一名年轻秀才代笔。

　　那秀才叫郭诚，是工人业余大批判组的笔杆子，自命不凡，也很爱端架子。领导命他写报告，也得好烟好菜供着。他那种恃才自傲，几次将要被转成脱产的专业笔杆子，都因为有人强烈反对而没转成。据说，有那看不惯他自命不凡的样子的领导，对他做出了这样的指示一一不妨利用，不得重用。此话传到了他耳朵里，他当时正在下棋，一边看着棋盘寻思棋步，一边以根本不当一回事的轻蔑口吻回应说：“利用人的人是因为自己没能耐，没能耐的人就没志气，有志气的话以后别再利用我。”

　　就说了这么三句话，他说一句顿一秒钟。三句话说完，依旧全神贯注地下棋，仿佛那事儿已如一阵耳旁风过去了。而且，他将那盘棋赢了。

　　后来，曾做过指示的那位领导照样好烟好菜地供着他。

　　不好烟好菜地供着怎么办呢？他写出的报告，即使由领导的嘴来念，工人们也很爱听，还时时报以掌声，还都能听得出来是他写的。这后一点，委实令有的领导羞惭又光火。

　　有的领导教导脱产的专业笔杆子们：“研究研究他怎么写的，研究明白了，也改改你们的文风。”

　　那些专业笔杆子不无醋意地问：“是让我们向他学习的意思呗？”

　　领导训斥道：“我说学习二字了吗？他是业余的，你们是专业的，我会让你们学习他吗？我是猪脑子吗？我说的是让你们研究研究他怎么写的，发现点儿诀窍。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那些专业笔杆子便聚在一起，认认真真地研究郭诚代笔所写的一份份报告，深入分析，展开讨论，最后只发现了一条所谓诀窍，那就是郭诚善于往一套套假大空的行文间不显山露水地塞进自己的“私货”。比如，他在“工人同志们”前边并不像有的专业笔杆子那样写上“亲爱的”三个字，而是在“工人同志们”五个字下边标上黑点，后边加括弧，括弧内强调“响亮的语音”一一接下来呢，他居然重复一句：“我亲爱的工人兄弟们”……

　　“你看他，’工人同志们’后边不用冒号，却用感叹号！紧接着这一句’我亲爱的工人兄弟们’倒也不能说完全多余，但明明用在前的感叹号应该用在这里嘛，他却偏不用在这里，这里反而用的是冒号，显然小学时期没学好标点符号怎么用嘛。我要是当初也为领导这么写报告，估计是进不了咱们这个专业班子的。”

　　“是啊是啊，第二句他也只不过多加了一个’我’字嘛！”

　　“这儿，这儿，你们看这儿——’艰苦的环境算不了什么——只有在艰苦环境的外边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人才会这么说！而我要说的是，艰苦的环境真是让你们大吃苦头了，但你们硬是挺过来了！’一一缺了几句什么吧？”

　　“在党中央的深切关怀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光辉指导下——这么重要的一些报告常用语、关键词，他小子根本一句没写！”

　　“我看他是不屑于写！就他这种政治思想水平，怎么能进咱们这个专业的写作班子呢？别人都不反对了，我也要反对到底，他做梦去吧！”

　　专业的笔杆子们愤愤不平，研讨变成了批判。

　　只一味批判也不是个事儿呀，没法向领导汇报啊，于是胡乱凑了几条“研究成果”应付领导。领导对他们最终有所发现颇为满意，决定一份大领导将要在某次职工大会上所做的鼓劲儿报告由他们集体完成。

　　他们一个个受宠若惊，也一个个心里没谱了。

　　领导要求他们改改文风，也将报告写得让工人爱听点儿，不改明摆着不行。但他们写正规报告早已写惯了，一时不容易改成郭诚那样的文风。如果像郭诚那样刻意少用正规报告中的常用语、关键词，且不论别人的看法，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就首先受到各自认为正确的政治思想的坚决阻击了。

　　他们也只能照猫画虎地模仿着写，硬与自己轻车熟路的习惯写法作对地写。改了又改，终于完成了任务。

　　小领导过目后挺满意，胸有成竹地说：“看来，以后他郭诚连一点儿能被利用的价值也没有了。可悲,就那么一点儿能被正当利用的价值，自己不知道珍惜，不识抬举，不夹紧了尾巴乖乖地被利用，反而动不动就摆架子，要好烟好菜地供着。你们可以放出风去，就说我说的，让他永远死心塌地当工人吧，他再也没有从工地上请到这里来的时候了！”

　　领导如同一位主宰命运的神灵，似乎他的话一句句都是命运之钉，刚一说完，郭诚便被牢牢地钉在命运之柱上了。

　　专职笔杆子们爱听啊，听了解气！当然也都很乐于充当传旨的神仆。

　　那次郭诚在看别人下棋，听了仿佛没听到，继续为一方支着:“马换炮！还犹豫个什么劲儿？过河卒子干脆不要了，车吃相，将一步，另一车再将！”

　　在他支着下，这一方扭转败局，下了盘和棋。

　　他这才拍着传旨者的肩，笑道：“劳您大驾了啊，可惜我没小费给您，尽义务吧。转告亲爱的领导同志，感谢他以往的多次抬爱，我也不愿意没完没了地被利用啊。当工人光荣，劳动增强体魄,艰苦磨炼意志,工人之间的友谊更可靠。我是工人的后代，对工人阶级有深厚的感情，所以从没觉得当工人有多么可怕。”

　　那神仆听得眨巴着眼睛一愣一愣。

　　郭诚则坐下与人在棋盘上厮杀起来。他喜欢下棋，下得不错。

　　几天后召开工区联合大会，大领导在台上慷慨激昂，工人们在台下不是报以热烈掌声，而是发出阵阵哄笑。他们听出来了——第一，不是郭诚写的；第二，是模仿郭诚的文风写的；第三，模仿得不怎么样，缺乏真情实感。

　　会后，大领导极为不悦。

　　将要调往贵州的“大三线”建筑工人中，就郭诚一人是河北军团的。基层干部怕他想不开，闹岀什么不良的事件来，哄他说：“此次单独把你一个河北的调到贵州去，是作为特殊人才支援贵州的。你是有文化的工人,又年轻，那边希望调去几个你这样的。领导舍不得,但得发扬风格,你千万别产生什么不对头的情绪。”

　　这次，他没那么多明嘲暗讽带刺的话了，只淡淡地说了两个字：

　　“明白。”

　　他当然明白有人在整自己，让他领教领教在更加艰苦的环境中，形单影只的孤独是一种什么滋味。

　　到贵州后，他被分在了周志刚的班里。这个班全是东北军团的老建筑工人，几乎个个目不识丁，沉默寡言,还都是倔脾气。他们经验丰富，劳动时遇到某些意外情况，不必到处找技术员工程师，更不会停工等待领导的什么指示，往往凭大家的经验一商议，就能将问题及时解决了。那些倔脾气的东北农民和“闯关东”闯到东北去的山东农民，脱胎换骨成了沉默寡言的工人，如果不是周志刚那么一个忍辱负重、团结工友的班长率领着，别人还真不好带。

　　郭诚很快就尝到了孤独的滋味。在四川时他是“青年突击队”的，一下子与这些半老不老的倔人编在一个班，太不适应，所以只能以自觉的孤独来对抗人际关系造成的孤独。

　　班长周志刚看在眼里，自然主动地经常接近他，试探着找些他喜欢聊自己也能聊几句的话题，为他补鞋，编草鞋送给他,有空儿还陪他下棋。

　　周志刚自幼经过名师指点，那位名师便是他的父亲。他父亲虽也是农民，却有幸读过四年私塾，不但能背些“四书五经”，还被善弈的私塾先生培养成了方圆百里无对手的民间棋王。周志刚下棋并未成瘾，有那下棋的工夫，他宁肯闲坐会儿,发发呆,享受地吸支烟。下棋要动脑子，他不愿费那份脑子。

　　下棋使郭诚有了班里的第一个朋友。

　　元旦联欢会前，周志刚让他少干两天活，准备准备，代表班里出个节目。

　　他问：“就我一个？”

　　周志刚说：“咱们班的工友，哪个能上台演节目呢？唱不能唱，跳不能跳，逗也不会逗，没法集体上台嘛！你不代表，谁还能代表呢？”郭诚为难了，推托说：“可我也是个没有文艺细胞的人啊！”周志刚鼓励道:“在四川时，我听说你爱写诗，还喜欢朗诵。你就来首诗吧，但别朗诵什么诗人的诗，谁知道哪一个诗人现在被划在哪条线上了呢？那会惹出麻烦的。再说朗诵别人的诗也没多大意思，得朗诵你自己写的，要不我凭什么给你两天假呢？你必须代表咱们班在联欢会上露一手，就这么定了。”

　　周志刚没有失望，郭诚在联欢会上确确实实露了一手，他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长诗《工友》。

　　来自五湖四海的“三线”工人们虽然普遍对诗不感兴趣，但是在一九七三年元旦，在贵州深山里，在布置成联欢会场的潮湿山洞，许多人听《工友》听得热泪盈眶。

　　郭诚在新的环境里一夜成名。

　　随后，新领导找到了周志刚，向他了解郭诚的表现。他当然逮着那么个机会就充分利用，将郭诚实打实地夸了一番。在他看来，郭诚确实是个好青年，一名好工人，除了自命不凡，再没什么别的缺点。即使自命不凡的毛病，到贵州后也快改没了。周志刚已经开始喜欢郭诚了。

　　新领导坦率地说，打算将郭诚调到《工地快报》当记者，但还需观察考验他一个时期，要求谈话内容保密。

　　几天后在工地休息时，郭诚悄悄问周志刚：“班长，你成心想要让我快点儿出名，是吧？”

　　周志刚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一边说：“你明明是个有特长的青年嘛，不能长期埋没在咱们班。”

　　郭诚又问：“班长，我早就看出你有解不开的心事了，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周志刚说：“你不能。是人都有心事，以后别问了。”

　　郭诚

第十章[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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