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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1/3页]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是星期日,这一天是周志刚六十六岁生日。

　　他的六十五岁生日没过成，因为流行性感冒住了三天医院。全家对他的生日格外重视，总想弥补一家之主的精神损失。周志刚看样子不在乎，但内心里是遗憾的，所以善解人意的大儿媳妇郝冬梅提议两个生日要一并过。

　　实际上，周志刚这位一家之主早已徒有虚名。在光字片的老窝里，几年前就只住着他和老伴了，老伴的精神错乱已不可救药。好在她畏惧他的余威，只要他一呵斥,她的胡言乱语便会立即打住,缄口无言一阵子。经过那一阵子沉默，错乱的神经总能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周志刚挺享受自己的余威在震慑老伴精神错乱方面的功效，他感到自己的存在仍有无可取代的特殊价值。当然，他对老伴也很关心，必要的震慑之后，该怎么疼她还怎么疼她，从未嫌弃。毕竟是相濡以沫的老伴，对她的感情已成为他的宿命。儿女都不再与他们老两口共同生活，他对儿女们各自生活的影响力已近于无。一家之主纯粹是他一厢情愿的想象，也是儿女们对他的安慰。他很需要那么一种安慰，他们也都特别理解。

　　下午三点左右，一辆中型卡车开到周家小院旁停住，车上满载着黄泥、沙子，还有一袋水泥和近百块新砖。车上跳下两个男人，一个四十来岁，一个二十来岁，都穿着工作服，他们放下车厢板便开始卸东西。周志刚听到声音，出门看究竟，四十来岁的自称蔡晓光，是周蓉的朋友，奉命送一车东西。蔡晓光实际三十八岁，因为久未理发，头发老长，一圈络腮胡子。周志刚第一次见蔡晓光，不知道他和女儿是什么关系，只当是女儿所求的人。看到那一车自己眼中的宝贝东西，他高兴极了，连连道谢不止。蔡晓光也没和他多说什么,帮小伙子卸完东西匆匆驾车离去。

　　那车东西确实给周志刚带来了极大惊喜。秋天修房子时，他不愁什么了。水泥和砖绝不能放在外边，隔夜肯定会无影无踪。他用足老劲儿一个人就把一整袋水泥扛进屋里，接着又和老伴把砖搬入小院，归拢好黄泥和沙子。

　　老两口累得呼哧呼哧坐屋里歇气儿时，老伴儿问：“你跟女儿要过？”他说：“她是当老师的，我怎么会给她出这种难题？还是她这个女儿更懂我，在我生日这天，求人给我送来了经常梦想得到的好东西！”

　　老伴撇嘴道:“不如给你买件衣服更实在，难道你要把咱这家拆了重盖不成？她来了我得数落她，没见过自己老父亲过生日女儿送这种东西的。”

　　他板脸道：“坚决不许！咱们这家不好好修一番的话，再过几年还住得成吗？女儿给我送这些东西太对了。”

　　其实，送那一车东西还真不是周蓉的想法，而是秉昆的主意。比起哥哥姐姐来，秉昆更了解父亲。他只有主意，没有能力弄到那一车东西。当时他和哥哥嫂子都在姐姐家，一起研究给父亲过生日的事。他说出钱可以，说罢看着哥哥。秉义说自己也没能力搞到那些东西。在A市，水泥、砖和沙子仍是一般人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哥哥说完，嫂子也摇头。

　　周蓉就问秉昆：“你能保证那些东西会给咱爸带来惊喜？”

　　秉昆说：“你们哪儿有我了解他？他跟你们发过火吗？没鼻子没脸地训过你们吗？举起巴掌要打过你们吗？没有吧？反正我不记得有过那样的事。他退休后，你们都在上大学，我几乎就成了他的出气筒。比起受青睐的儿女，受气那个往往更清楚父亲的喜怒哀乐。他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周蓉说：“包我身上了。”

　　下午四点多钟，秉义和冬梅两口子领着周蓉的女儿珥珥首先回到了父母家。

　　他们走在光字片时，吸引了不少注视的目光。

　　一九八六年的光字片，更是A市有碍观瞻的一角。每座城市几乎都有几处那样的地方，在过来人的头脑中留下烙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记忆，每一代人只是对自己头脑中的记忆有感觉。

　　很久不见精神气质好的人出现在光字片了。秉义和冬梅吸引人目光的首先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其次是衣着打扮。

　　为明虚岁十五，是初三女生，她的精神气质和衣着打扮也与光字片的少女们大为不同。生活在光字片的男女老少的精神气质很难好起来，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生活中就完全没有高兴的事。有还是有的，但总会被居住状况的低劣和周边环境的脏乱差快速彻底地破坏，如同在穷山恶水的乡间，迎娶之喜带来的兴奋注定短暂。

　　光字片的大人孩子穿补丁衣服的还是少了。的确良和涤卡两种衣料特别受A市人的欢迎，用这两种衣料几乎可以做一切外衣，十年内几乎可以不用打补丁。大人孩子身上穿的成衣或自家缝制的衣服，六七成已是化纤衣料。春秋穿涤卡，夏季穿的确良，冬天棉袄棉裤的外套仍是化纤衣料做成的。

　　化纤衣料的一大好处是不缩水，洗过之后也不起褶皱。不起褶皱却并非就是有形有样，板板正正，要穿得像样，必须用熨斗熨过。

　　光字片的人家都没那种好心情。

　　这一天出现在光字片的秉义两口子和阴为穿的都是涤卡衣服，还是仔细熨过的。在光字片的人们看来，那肯定不是一般家庭。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没有什么名牌衣鞋帽，高等衣料只能在特供商店才能买到，而进入特供商店的只能是高干和他们的家眷。绝大多数人穿基本相同的衣料做成的衣服，颜色也主要限于黑白蓝黄灰五种。

　　一九八六年，A市多数人的月工资也就五六十元。人们一年到头甚至一生也不怎么会穿熨过的衣服。男女青年若穿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或警服，便会让人对其家庭背景产生无边猜测和遐想，以为是上等人家的子女，这也让爱虚荣的男女青年为此每每干出傻事来。

　　秉义三人吸引光字片人们的目光很自然。

　　“是周志刚家大儿子，那女人是他媳妇，听说是一位副省长的女儿。”

　　“人家现在抖起来了，有靠山了，听说当上省文化厅的处长了。”

　　“那周志刚老两口还住咱们这破地方图什么呢？也沾儿子的光换个好地方住啊！”

　　“不是说咱们这破地方迟早会拆迁嘛，老两口守着老窝，等拆迁的好处呗。”

　　“等到猴年马月呀？也许死了还没等到呢！”

　　一些认识秉义、多少知道一点儿周家事的人议论起来，很是羡慕。周家毕竟是光字片老住户，口碑不错，议论者们舌尖留情，不至于说出些更不中听的话来。

　　实际上，他们冤枉周秉义了。周秉义当上文化厅文艺处处长，与冬梅的父亲是不是当过副省长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一九七七年，高考刚一恢复，秉义就考上大学。没有任何悬念，报名，考试，顺顺当当地考上了，而且是北京大学。

　　只不过考前面临一些状况。那正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年代，是先返城把户口落回到A市再参加高考，还是直接从兵团报名参加高考，他犹豫过。师教育处处长开导他说：你不管从哪儿考上大学，户口便又成了集体户口，毕业时把你分到哪儿没准，所以你考前户口落在哪儿没什么实际意义。不如安心在师里复习，直接从师里考吧。他觉得人家说得有道理，就没返城。

　　考前，师长与他谈过一次话。师长说：“我将来要回军区，所有的现役军人都将撤回军区。军区有个内部文件，允许各师带走几名优秀知青干部，军队也需要充实新鲜血液嘛，跟我走吧。你岳父的政治问题，肯定不再是问题了。”

　　周秉义第二次放弃了成为军队干部的选择。

　　刘少奇的冤案还没平反，妻子郝冬梅的父亲已被证实死在狱中，也尚未有结论，这让他在人生重大抉择面前做不到心无旁鹫。何况，上大学始终是他的夙愿。

　　他如愿以偿地成了北大历史系的一名大龄学子，那一年他二十九岁，系里有些学弟学妹才十八九岁。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哥”。

　　不久，同学们都看出他真像老大哥一样照顾大家。第二年，他被推选为系学生会主席。

　　周秉义依然故我地待人友善，助人为乐，行事低调，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一九七九年新学期开始不久的一天，妹妹周蓉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一九七八年年底，“天安门事件”得到了彻底平反。周蓉次年也考

　　上了北大。周家两个曾经学习拔尖的儿女，终于先后迎来了他们人生的大好春光。

　　秉义始终关心妹妹的命运，“天安门事件”一平反，他也料到妹妹和自己一样，肯定要圆大学梦。妹妹也成了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却给了他莫大的惊喜。他不无埋怨地说：“你看你，我已经在北大了，你何必也考到北大来呢？”

　　周蓉笑道：“北大是专为你们男人办的大学呀？许你考来，怎么就不许我考来？”

　　秉义说：“你这叫抬杠。我在最近一封信里问你打算考什么大学，你回信中明明写的是尚未决定！咱俩在同一所大学不好吧？”

　　周蓉喜滋滋地说：“给你的回信寄岀没几天我就决定了呀！兄妹俩在同一所大学，我的感觉蛮好，我就是冲你在北大才考来的嘛！”

　　秉义沉下脸道：“谈话态度认真点儿行不？”

　　周蓉见哥哥不高兴了，这才郑重解释说，她那位诗人丈夫冯化成也平反了，已早她两个月回到北京。

　　“难道你不希望我俩都在北京吗？虽然考清华我也没问题，但我的兴趣在中文，所以就往北大考啰！哎，哥，我考到北大来你又凭什么不高兴呢？摆得出正当理由吗？”周蓉转守为攻了。

　　她说要当中国女性的别林斯基或车尔尼雪夫斯基。

　　秉义听说妹夫已经平反，又回到北京，这才替妹妹高兴起来。接着，他想尽一番哥哥的义务，嘱咐妹妹怎样做一名优秀生。

　　周蓉起初还装出认真聆听的样子，听着听着，不耐烦了。她说：“学生会干部终究也是学生。我是学生，你也是学生。你是结了婚为人夫的学生，我是结了婚为人妇的学生，我们都是年龄大身份特殊的学生而已。我们周家人做人做事有原则，并且是好原则。你就说咱们兄妹俩都要继续按那原则做人做学生不就得了，何必三娘教子似的啰唆起来没完呢？”

　　秉义被妹妹顶得愣了会儿，才说：“做人和做学生的原则是不一样的，你的话恰恰证明你还根本不清楚这一点，也恰恰证明我对你的嘱咐不是啰唆多余，而是很有必要。”

　　周蓉也较起真来，反驳道:“哥，你的话奇怪了，大学生者，身在大学之人也。古今中外，做好人的原则基本就那么几条，大学生只能做得更自觉，不能反而差劲儿。难道大学生还有另外的做人原则不成？”

　　秉义又愣了愣，还想说什么。不待他说，周蓉抢着又说：“哥，我来找你只不过是告诉你,我也是一名北大学生了。我不是来找你辩论的，不过我认为，咱俩已经在辩论了，而且涉及了一个很值得辩论的话题。小妹初来乍到，尚有许多事要办。今日就不奉陪了，改日再来向哥哥讨教。”

　　她说完，见四周无人，对哥哥行了个屈膝礼，翩然而去。

　　站在未名湖边，周秉义望着妹妹远去的背影一筹莫展，独自苦笑，但内心还是挺高兴的。

　　不久，他就有点儿不高兴了。中文系的学生刊物上发表了一篇“与友人商榷”的文章，题目是《论好人与好大学生》，署名“邹小容”，别人只当那是真名，秉义一看便知是妹妹周蓉的化名，取义于“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的名字。文章的内容，自然是引经据典批判“做人与做好学生的原则是不一样的”的观点。

　　秉义只有装作浑然不知。

　　“邹小容”一下子出了名，北大半数学生都在打听中文系的“邹小容”是哪一个。

　　一石击起千层浪——那正是中国大学生热衷讨论和辩论的时代，投稿与读者来信雪片似的飞往中文系学生会，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许多人希望将这一场讨论继续进行下去。

　　周蓉也和秉义一样装作浑然不知，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其余时间总喜欢泡在图书馆，仿佛那事与她毫不相干，完全可以置之度外似的。

　　她当然还是美女。甚至可以说，比几年前更美。美得越发有气质，一种众说纷纭的屈原诗中“山鬼”般的气质。

　　因为她的出现，爱上图书馆的男生多了，包括一些并不喜欢安静的男生。

　　基因遗传很奇怪，科学研究也难以自圆其说。比如周家的三个儿女，秉义和秉昆兄弟身上各自或多或少地都有父母的性格特点。秉昆身上父亲的性格特点多一些，爱认死理，为人处世常常一根筋，个别情况下灵活一点儿，但也灵活不到哪儿去。秉义身上母亲的性格特点多一些，凡事从不认死理，若能灵活一下求得一团和气，那就以和为贵，从不放弃争取。即使不得不与小人进行难以调和的博弈、斗争，也不会得理不让人，把对方逼到死角，而是尽量留够回旋的余地。他们的母亲靠这种无师自通的处世经验，把街道小组长当得游刃有余，胜任而愉快，颇获好评。周秉义明智地继承了这一优点，并发扬光大，这让他即使在“文革”时期竟也算过得顺风顺水。遇到坎坷和陷入低谷时，还总有贵人暗中庇护、相助，大多数人总是比较喜欢温良恭俭让的男人。

　　秉义的适应性很强，秉昆次之。周蓉从骨子里天生叛逆，如果一个时代让她感到压抑，她的表现绝不会是逐渐适应。短时间的顺从她能做到，时间一长，她就要开始显示强烈的叛逆性格。如果遭受的压制和打击冷酷无情，那么，她将会坚忍地抗争到底。

　　她对自由的向往，如同蜜蜂和蝴蝶天生要寻找花蜜和花粉一般。她从书籍中感染了“不自由，毋宁死”思想。

　　从小学三年级起，她每次语文和数学考试都考双百，成绩名列前茅。如果说这还算不了什么，那么，音乐、体育、美术与手工成绩也一向获优的学生，全校则只有她一个人了。

　　一次，班主任老师找她谈话，说只要她能保持那么全面的好成绩，学校就会保送她到全市最好的中学去，她却说不愿被保送。

　　老师奇怪地问为什么。

　　她说好中学都在市区，她不愿学校离家太远。那么一来，冬天上学放学会挨冻。

　　老师又问，依她的心愿，上哪一所中学为好？

　　她说出的是共乐区一所很普通的中学，离家只有十几分钟的路。

　　老师惊讶地说：“你怎么可以成为那所中学的学生呢？”

　　她反问：“我为什么不能成为那所中学的学生呢？”

　　老师说：“你上哪所中学可不仅是你的事，关系到学校和班级的声誉，你趁早打消那样的念头。”

　　她说：“我上哪所中学完全是我自己的事，老师要趁早打消你们的念头。”

　　一名小学五年级女生，以那么一种语言和口吻与班主任老师说话,几个老师都大为惊讶。他们互相看了一阵，都忍俊不禁地笑了，以为不过是一名好学生在一向喜欢的班主任老师面前的任性和放纵——这也是好学生的特权。

　　老师笑罢，严肃地说：“谁趁早打消念头可不是你小周蓉说了算。”

　　然而，老师们都未免小觑了周蓉。六年级上学期考试结束时，她的各门成绩都刚刚及格！这让全校老师大跌眼镜。

　　班主任老师慌了，隔日派同学把她妈妈请到学校，强调她肯定是成心的。

　　妈妈回到家自然立刻开始问：“你是成心的吗？”

　　她说：“是。”

　　妈妈大怒：“你怎么敢那样？”

　　她说：“只有那样才能打消她们的念头嘛！”

　　妈妈更加愤怒：“老师们那么想有什么不对吗？”

　　她说：“不是我情愿的事，强迫我就是不对。”

　　妈妈怒不可遏，从炕上抓起了笞帚，倒握手中，欲施家法。

　　她说：“妈，你不许打我，你如果打我那我就……”

　　妈妈喝问：“还反了，那你要怎么样啊？”

　　她说：“那我要死给你看的。”

　　妈妈极其震撼，瞪着她呆住了。然后，罚她到墙角去站着。

　　她说：“这行。”说完乖乖走到墙角那儿，面壁而立。

　　哥哥秉义回来了，母亲让他说服周蓉听话。

　　秉义那一年读初三。他是学校的学生思想辅导员，负有帮助思想落后的同学进步的“使命”。小学的学生干部没有思想辅导员一职，一般中学也没有，少数几所重点中学才有，属于管理学生思想方面的创新举措。秉义对思想辅导员工作充满热情，认为这最能体现一名学生的优秀和进步。しΙиgㄚuΤＸΤ.ΠěＴ

　　秉义对妹妹说：“保送有什么不好呢？我不就是保送到重点中学的吗？我的感觉很好啊！”

　　周蓉说：“你是你，我是我。你的感觉好，也许我的感觉就相反。”

　　秉义说:“不会的。那怎么会呢？保送生差不多都能当上学生干部，入团也容易。”

　　周蓉说：“我才不想当学生干部，也不想那么早入团。我连当好学生都当烦了。老师们整天说好学生应该这样那样，我的耳朵快听出茧子啦！好学生有时还得装模作样，大人们常说装模作样的人不好，那小学生装模作样就反而好了吗？哥，你当好学生就没当烦过吗？”

　　秉义耐心地说：“当好学生怎么会当烦呢？是好学生，同学敬着，老师喜欢，家长脸上有光，自己也满意，多好啊。我从没当烦过，上了高中我也要继续当好学生。当不成好学生，我的感觉才会不好！你很快也要上中学了，你的思想太成问题！简直就是一名思想落后的小学生！”

　　周蓉说:“那又怎么样呢？我头脑里要那么多进步思想干什么呢？你是我哥，从小一块儿长大，别人不清楚，我还不清楚你吗？你是在家里一个样，一到学校就另一个样。我是在家里什么样，在学校也什么样。让我为了当好学生不一样，那我心里就别扭。再说，我也从没看出你的思想比我进步呀！”

　　兄妹俩你一言我一语，周蓉一张小嘴像连珠炮，振振有词地与哥哥理论，唇枪舌剑，绝不甘拜下风，驳得秉义一愣一愣的近乎理屈词穷。在秉义就读的那所重点中学,男生思想辅导员只做落后男生的思想工作，禁止男女生交叉做思想工作。秉义觉得，妹妹还处于懵懂状态，与自己不在同一思想层面，很难理论清楚。何况周蓉任性，讲歪理，成心气他，让他没辙。

　　就在秉义不知如何是好之际，秉昆放学回来了。

　　周蓉问：“秉昆，你觉得咱哥的思想比咱俩进步吗？”

　　秉昆看看哥哥，反问姐姐：“思想是什么呀？”他接着又问哥哥，“哥，你什么时候有思想了？把落后的进步的都说一点儿给我听听呗。”

　　小弟的话极认真，丝毫没有不敬之意。

　　秉义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大为尴尬，败下阵来。妹妹似乎大获全胜，虽受着惩罚，却显得很开心，向哥哥做鬼脸。

　　秉义爱自己的面子，也岀于对妹妹的爱心，向妈妈复命时谎报战果，说妹妹已经想明白了。妈妈夸了他几句，才宣布对周蓉的惩罚结束。

　　妈妈又到学校去了一次，请老师们放心，感激老师们对女儿的精心培养。

　　等到周蓉参加中学考试，结果让老师和妈妈瞠目结舌——各门功课又都是刚刚及格，那样的分数也只能升入共乐区那所普通中学。一名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学生，既没有参加保送，也没考上重点中学，考得一败涂地，成了很不怎么样的一所中学的收容生，这让学校和老师颜面全无，认为是自己学校的奇耻大辱。

　　妈妈的愤怒自然更胜上次。她喝问：“成心的是不是？”

　　女儿诚实地回答：“是。”

　　她便挨了几笞帚疙瘩一一那是妈妈第一次打她，也是唯一一次。

　　结果，她就真的绝食了。

　　事情闹到那般地步，想不让一家之主知道也不可能。当年周志刚只是省内“小三线”的建筑工人，尚未到“大三线”去。正赶上他探家，于是，他亲断此桩家庭要案。在周家，那确实算得上是一桩大案要案了。

　　周志刚问明原委，对老师的恼火反而不以为然。依他看来，女儿聪明伶俐，学习又很用功，并不是惹是生非的孩子。这就好，就是父母的造化。至于她自己想上哪一所中学，为什么不依她呢？当然可以。他也认为，上离家很远的重点中学还不如就近上学。特别是在冬季，天亮得晚，黑得早，一个女孩子天刚亮就得出门去上学，往往天黑了才放学。路上要走四五十分钟，稍走慢点儿就得一个多小时。零下二十七八度三十几度，那也不能说不去就不去上学吧！乘公共汽车呢，不是每月要花三四元车钱吗？普通中学怎么了？那么多在普通中学上学的孩子，没听说谁家的孩子上了三年中学反而傻了！他觉得女儿并没犯什么大错，错在没向妈妈说清楚。对小学生也不能要求太高，还不懂事呢。

　　他很快原谅了女儿，却严肃批评了大儿子秉义，指责他向母亲谎报劝说结果。周家的儿女，那是不可以撒谎骗人的！因为家庭内部之事，骗的是自己的妈。如果以后参加工作了，骗的是同事、领导或群众，除了要承担后果，人格不就毁于一旦了吗？

　　秉义这个哥哥就是好，他当时对妈说谎，完全是出于对妹妹的爱心。过后没再旧话重提，那是忘了，因为没想到妹妹竟那么铁定主意。他不无委屈，却虚心接受了父亲批评，劝妈妈不要再生气，还将造成不良后果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真诚地表示愿受家法处置。

　　妈妈也认为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秉义有难以推卸的责任。她的恼怒无法消除了，坚持要大儿子跪到墙角去反省。

　　在女儿面前，周志刚这个一家之主懂得需要维护一下妈妈的权威。自己常年在外,儿女们主要得靠妈妈来教育，不树立一下她的权威那还行？尽管他内心里觉得大可不必，却连一句调和的话也没说，便一直保持沉默，而沉默无异于赞成。

　　于是，秉义乖乖跪到墙角去了。

　　周蓉反过来替哥哥求情。最令母亲恼火的当然还是她，求情当然遭到了母亲的严词拒绝，周蓉也只好乖乖走到墙角那儿去陪跪了。

　　那是周家父母对儿女实施的最严厉的一次家法，也给小儿子周秉昆留下了深刻印象。

　　鬼使神差的，秉昆也陪跪了。对周蓉的反叛，当年的他打心眼里佩服。如果一个家庭有三个子女，其中两个都很优秀，经常受到大人们的夸奖，只有一个似乎毫无长处，因而几乎从来听不到表扬之词——并且还是最小的孩子，那么他没法不自卑孤独。作为老疙瘩，父母对他的疼爱肯定会多一些，哥哥姐姐也处处让着他，关照他。但是说到夸奖，父母和哥哥姐姐就都没法满足他——五岁多了还经常穿错鞋;上小学了,还经常把2、3、5、7、9反着写3分不清“倒数第二”是不是值得高兴的好成绩，对这样的孩子，夸奖岂不是太违心了吗？实际情况是，哥哥姐姐在学校获得了什么荣誉回到家里后，父母高兴之余，总将忧虑的目光投到他这个老疙瘩身上。母亲那时就会轻叹一声，而父亲照例宽慰妈妈说：“三个孩子将来能出息两个就不错了，谢天谢地吧。”那时哥哥姐姐就会向他示好，帮他削铅笔或重新包书皮，仿佛他们优秀是很对不起他这个弟弟的事。

　　现在好了，经常受到夸奖的小姐姐似乎不再是好女儿好学生，还是她故意要做问题学生，这让秉昆另眼相看，暗暗佩服，甚至有几分快意。

　　他也同情哥哥秉义。如果哥哥当时不说谎，不知姐姐将会被罚站多久。母亲不消气，估计姐姐也许连晚饭都吃不上。把哥哥换成自己，当时肯定也会对母亲说谎的。第二天他就会把那事忘了，估计哥哥也是。自己也罢，哥哥也罢，终究是两个孩子，谁能想到周蓉竟会一意孤行呢？所以，他对无怨无悔地陪姐姐受罚的哥哥心疼起来。

　　小秉昆陪跪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周志刚则对三个孩子跪一溜儿根本不当回事似的，他把终结权甩手交给了孩子妈妈，出门下棋去了。

　　三个儿女一起跪了一个多小时。

　　等母亲解除惩罚时，他们的腿都跪麻了。

　　当晚，待三个孩子睡着了，夫妻俩聊起枕边话来。

　　秉昆妈说：“你好好想一想，你们周家的先人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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