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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1/3页]

　　二零零—年七月五日晩上六点多钟，蔡晓光仍在与主创人员讨论剧本。有人对剧名不满意。

　　他说想出了好的就改。只要大家认为好，他听大家的。

　　有人说喜剧成分还欠缺。

　　他说有同感，问编剧自己怎么看？

　　编剧说，自己要追求的是使人含泪而笑的艺术效果。

　　他饮了一大口茶，咕嘟咕嘟涮涮嗓子，漱漱口，起身出门吐到厕所,进屋后又吸支烟,来回踱着说:“含泪而笑通常是所谓评论家的评论语言,你作为编剧，创作时内心里总想着那四个字，那四个字就很可能成为陷阱。你在电影院里究竟有几次看见别人含泪而笑了？反正我没见过。我要么见到别人哭，要么见到别人笑。活到今天，我就有一次见到别人含泪而笑，是我小姨。她三十多岁时，姨父病故了。一天她正哭，我父亲带我去安慰她，给她一个存折，说是我小姨父生前请他保管的，存折上有几千元私房钱。那时小姨倒是含泪而笑了，由衷地笑了。再说一遍，我活到如今就见过那么一次。我却没笑，我父亲也没笑。现实生活中，有人含泪而笑，旁边看着的人却很少含泪而笑。电影院里也基本如此，所以你哪些情节要让观众笑，哪些情节要让观众哭，目的一定得明确。至于观众是否含泪而笑，那因人而异，我不会强人所难，你也大可不必难为自己，明白吗？”

　　编剧如释重负地说：“明白，明白。”

　　老摄影却问：“导演，你小姨父死在哪年啊？”

　　他说：“五十年代末，那时我还是少年。”

　　老摄影又问:“五十年代末，你小姨父死了，就能留下几千元私房钱T?”

　　他解释说：“我小姨父家从前是做大买卖的人家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如果来不及岀国，忙不迭地都想与革命者成婚。我小姨是部队文工团的，赶上那一拨了。我大伯、父亲和小姨都是革命军人，共同形成的红色保护伞足以让我小姨父家平安无事……”

　　老摄影师说：“难怪呢。”

　　其他人则纷纷说导演讲讲，给我们补点儿历史课。

　　于是，蔡晓光讲起了自己少年时代家庭人事的见闻，一副深情回忆的表情：“我小姨父喜欢带我回他南方乡下的老宅去玩，村里人住的房舍全是他家的，土改还没开始，他老父亲就主动将房契地契当众烧了，让村里人到他家去爱拿什么拿什么，爱搬什么搬什么，先行一步共了自己的产。工作组一进村，他就主动将金银财宝什么的也都交了，工作组和村里人也就再没有难为他家人。留给他家的宅子也挺大，有花有树。许多瓶瓶罐罐村里人却没动的，他老父亲说那都是好东西，越往后越值钱。为了表示感谢，他老父亲送过我大伯，也送过我父亲。我大伯我父亲都是土八路，不识货，当时还看不上眼……”

　　蔡晓光讲得眉飞色舞，大家听得鸦雀无声。他忽然发现小刘在看表，这才意识到自己跑题了。接着，他言归正传，说道:“怎么扯起这些来了！回到剧本，都回到剧本！为什么要加强喜剧元素呢？因为老百姓其实并不爱看苦情戏。生活本来就苦哈哈的了，谁还喜欢再从电视剧中看到自己苦哈哈的影子啊！非说他们爱看，那也是爱看古代的。从电视中看着古代一些苦人儿的命运怎么个苦法，心里想着世上原来还有比我命苦的人,心理会多少平衡点儿。现实题材特别是主旋律题材起不到那种作用，表现得太苦了反而会让他们来气，再说也难以通过审批。编剧写到喜剧情节时要放开手脚，闹腾点儿没什么。穷欢乐是穷人需要的嘛……”

　　编剧质疑道：“导演，那您不是等于否认悲剧的价值吗？”

　　蔡晓光斜着眼瞥了编剧几秒钟，目光缓缓从编剧脸上移开。他环视众人，不以为然地反问道：“悲情剧和悲剧是一码事吗？悲剧那是深刻的文艺。比如《李尔王》，比如《德伯家的苔丝》，比如《第六病房》，咱们当下怎么深刻？我知道你们内心里都咋想的，总想搞出点儿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西是不是？我就不想吗？但是能够吗？最有能耐的编导，也只不过能搞岀《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类爱情悲剧！中国从古到今，除了《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类东西，再就没搞出过什么高品质的悲剧来。中国连《复活》那样的作品也写不出来！所以，我要求大家摆正位置，都别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咱们只不过是吃电视剧这碗饭的人，大家多年来一直不离不弃地跟随我,我有责任带领大家别把道走偏了，把饭碗给摔碎了。认认真真地搞出些平庸的东西，这是咱们目前能做的，实际上并没有人真比咱们做得更好，明白吗？……”

　　大家都附和说：“那是，那是……”

　　小刘忍不住提醒他：“导演，别忘了今天还有个重要饭局！”

　　蔡晓光愣了愣，一拍脑门，“糟糕！给忘脑后了！谁也不许走，一块儿去，跟着你们的’绝导’去吃香的喝辣的！……”

　　这时候，在光字片周家老屋里，周秉昆和郑娟互相搂抱着，一动不动站在屋里很久了。

　　他说：“晓光和聪聪陪我洗过澡了。”

　　她说：“我猜到了。”

　　过了片刻，她又说：“我在家也洗过了，为你。”

　　他说：“你头发还没干呢，一股香味儿。”

　　她说：“为你用香皂洗的，要不哪舍得用香皂洗头洗身。”

　　他说：“你以前也用香皂洗过啊。”

　　她回应说：“以前也是为了你啊！买一块香皂的钱能买两块肥皂，还比肥皂小。不是为了你，才舍不得用香皂洗。现在去外边洗澡不容易了，自从春燕他们那儿不再是公共浴池，咱们这一片没单位的人想痛痛快快洗次澡，就都得坐几站地到市里去，而且洗澡票贵了三四倍，还得搭上来回车钱。现在，我每年也就在外边洗一两次澡。”

　　他说：“聪聪跟我分手时，说他今晚不回家睡了。”

　　她说：“他早上接你前，也跟我那么说了。”

　　后来，他俩就再不说话了，互相搂抱着，也不坐下来，站了半个多钟头。

　　周家的老屋是更加破败了，如果没有那几根后来加固的钢管撑着，估计已经塌了。钢管上的红漆处处剥落，没剥落的地方也看不出是红色，它被十几年里冬天取暖炉子里冒出的烟熏黑了。墙也早就不是白色的了，墙皮剥落的地方像疮疤似的难看。窗子更加下沉了，门更加歪斜了，屋顶更低了。

　　他终于又开口说：“聪聪都是大人了，怎么也不知道把墙抹抹？”

　　她说:“他去年刚毕业嘛。那孩子学习要强，以前是学生时顾不上。毕业后找不到工作闲在家里时抹过一次，他哪比得上咱爸，抹过墙没过多久就掉了。”

　　他说：“我也想先在家清闲一阵子，不想立即找工作。”

　　她说：“行，反正现在我有班上，儿子也工作了，该我俩养你了。”

　　他说：“我哪能反过来让你俩养呢？我只不过是想在家里换换心情，为你和儿子做做饭、洗洗衣服，主要是得把老屋维修维修。”

　　她说：“好，如今洋灰、砖和沙子想买的话，不用求人就能买到了，看来社会还是往好变，咱们光字片的大多数人家已经不用黄泥抹墙了，弄不到一堆黄泥而发愁的时候总算过去了。幸亏水泥和砖不再是宝贝，要不光字片大多数人家的房屋都倒了。”

　　他说：“那咱们就不求人了，干脆舍得花笔钱去买。”

　　她说：“求人买能便宜不少呢。”

　　他说：“听你的，那就求人买……抬头让我仔细看看你的脸。”

　　她仰起了脸。

　　他俩站在灯下，灯泡瓦数太小，蒙了层灰，光线昏暗。

　　他说：“你脸怎么这么黄呢？你最后一次看我，脸色还不这么黄，病了？”

　　她说:“没病。不是黄，是灯光的原因，倒是黑了点儿。上下班天天走在路上的人，特别是女人，没几个脸不变黑的。为了不让你嫌弃我，我还擦了粉呢。你说怪不，我只瘦在脸上了，身子一点儿没瘦，晒不着，还像从前那么白。”

　　她看似无心说着。

　　他的性欲之火一下子被她的话点燃了。十二个年头，他经历的最大痛苦和折磨，就是想搂抱这个曾给予过自己无比欢欣的女人却搂抱不到，想亲她却亲不着，想见一次她白皙的身子却也只能在梦里，其实梦醒后的夜更难熬。

　　他说：“我要亲你。”

　　“亲吧，只要你不嫌弃。”她闭上了眼睛，嘴角呈现出一丝笑意。他就亲起她来，像要将她的五脏六腑吸出来直接吞入自己腹中似的。他的女人，朝思暮想的不再年轻容颜不再好看的女人；自从他那男人的意识开始向往女人，他迷恋并唯一与之身体亲爱过的女人，在他的强力吸吮之下发出轻微的小猫呢喃般的呻吟。

　　她那种呻吟之声并无改变，也是令他十分着迷的。压抑了十二年之久的性欲，他的身体似乎充满了大量的荷尔蒙。他伸入她衣下的手变得粗暴起来，他的唇完全地封严了她的口，他的吸吮力度更大，而他的女人如同充气的橡皮人，在他不可抗拒的吸吮下收缩，萎软。

　　她站立不住了。

　　他将她横抱起来，而他的吸吮仍未停止。

　　她尽量往后仰头，两人的口终于分开了一下，她趁机细语：“小屋。”他因为自己强壮，觉得她变轻软了，像是横抱一个无骨人儿似的，迈着快捷的步子走入了小屋。

　　她早已将褥子铺好。她的身子一被放下去就伸展开了，为的是让他很容易地除掉她的衣裤——她自己已没力气做了。

　　他的手急切地摸索着，撕扯着，当她赤裸的身子呈现在他眼前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连鞋还没脱，他已经顾不上了……

　　“和顺楼”易主后并没有更名，仍然叫“和顺楼”。骆士宾死后，他的公司也没有更名，仍叫路路通公司。但是，路路通公司的董事长已是骆士宾妻子了，她叫曾珊。

　　曾珊是“和顺楼”的第一大股东，持有百分之七十多的股份。

　　光字片周家老宅小屋的炕上，“演奏”着激越的活力四射的肉体“欢乐颂”时，曾珊与蔡晓光的友谊之宴刚好酒过三巡。

　　曾珊左右坐着水自流和唐向阳。

　　唐向阳当了父亲，妻子在一所普通中学做老师，钱不够花这个残酷的现实生活问题迫使他辞职“下海”。路路通公司与港商合资在市郊办了一家化工厂，经人介绍，曾珊开出了唐向阳满意的年薪，聘请他做了化工厂的总技师。

　　曾珊曾是北京一所经贸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是国内最早一批股份制改革的推动者，在企业管理研究领域很有影响。曾珊是A市人，父母在她小时候离异，后来也都再婚。这一点上，她与唐向阳相似。同“病”相怜，她对他相当信任，也相当倚重。唐向阳觉得自己遇到了“明主”，对她忠心耿耿。

　　可以说，这天晚上坐在曾珊身旁的唐向阳已是她的心腹。

　　其实，曾珊不是多么漂亮，但会打扮。她本就有书卷气，一打扮书卷气就更突出，完全不像商场上的女人，而更像个女知识分子。她的话不多，端庄矜持地坐着，精美的眼镜后边，那双也许并不近视、不大不小的眼睛时不时稍稍眯起，显出对蔡晓光他们的讲话心怀敬意的样子。

　　蔡晓光认识唐向阳。因为白笑川是周秉昆的师父，蔡晓光通过白笑川认识了水自流，他也常到水自流的书店买书。水自流又是路路通公司的顾问，而唐向阳成了路路通公司的人，他之前却根本不晓得。

　　实际上，蔡晓光的人都没说什么话。双方这次会谈涉及二十万元的赞助，谈成或不成，全看互相印象如何，或者说全看蔡晓光留给曾珊的印象如何。蔡晓光并非什么人的赞助都接受。有人上赶子追着想给他赞助，如果他觉得这个人很烂，还是不愿搭理。也有过几次，想提供赞助的人并不赖，但几句话说得蔡晓光不爱听了，他起身就走。然而，这一次主创们都知道，他很在乎路路通公司的二十万元赞助。二十万元的赞助是挺大的数字,他们工作室过去还从没获得过一笔二十万元的赞助o搞影视剧是烧钱的事，多二十万少二十万，品质肯定不一样。

　　在前往“和顺楼”吃饭的路上，蔡晓光说：“为了那二十万，让我献身我都干。一次不行，我宁愿跑两次三次。”

　　他对自己的身体也有原则。名声大了，他认为身体值钱了，好比美女们认为自己的身体值钱那样。

　　有一次，小刘陪他到北京联系发行的事，为了面子下榻五星级宾馆。也是为了省钱，他和助理住一个房间。半夜有女性打来几次电话，问要不要“特殊服务”。

　　第三次接到电话，他拿起电话温和地说:“小姐，既然你这么热情，那就请过来吧。”

　　过了一小会儿，敲门声响，他将小刘推入了卫生间。

　　一位风姿绰约的妙龄女郎进门后，见他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汗毛浓密黑粗的两条裸腿高高跷起，悬空的那只脚挑着拖鞋晃来晃去，面试似的从上到下反复打量着人家。

　　女郎笑盈盈地说:“老板，咱们得谈好价。我们一向先收钱，后服务。”他认真地说：“三万。一口价，少一分都不行。带那么多钱了吗？”女郎愣了半天，懵懵懂懂地问：“老板有没有搞错啊？咱俩到底该谁给谁钱啊？”

　　他冷冷地说：“是你搞错了吧，小姐？我是导演，艺术家！哪个女的随便就配跟我上床吗？当然得你给我钱！我今天心情好，三万是打折价！”

　　女郎那张粉脸红了，接着白了，青了。

　　他又说:“估计你没带那么多钱,给你个全乎脸,再打几折,两万吧，谁叫我今天心情好呢!

　　女郎转身便逃，仓皇之下撞到了门。

　　待门关上，小刘从卫生间出来，笑得扑倒在床。

　　蔡晓光也不动身，吸着烟，叹道：“身材好，容貌好，外形条件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不难找到份工作啊，为什么非走这条道呢？如果是在其他场合见到了她，我真想拍戏时用用她，给她一次日后可能成为演员的机会……”

　　后来这事从小刘口中传开了,越传越广，他的知名度又多了一层“另类”色彩。惯于拈花惹草的男人都感到自愧弗如，君子型的男人觉得他“君子好色，好而有格”，对他的一些绯闻反而更宽容了。有些女人对他更产生了极大好奇，求人介绍要与他认识，企图试试自己的“色”在他眼中够格不够格。当然，那些女人都非草根阶层的女性，后者不可能对他那样一个男人产生什么好奇心。对他好奇的女人，都是本市一些生活优裕、没有什么经济负担的女性。她们与正在集体经受阵痛的下岗工人不同，她们追求现代和前卫。她们中喜欢冒险的人，甚至密探似的跟踪过他，在不被发觉的前提下尽可能近距离地观察他，收集资料研究。那些日子，他桃花运“稠”，一些女性视他为“金龟婿”、意中人，车轮战般骚扰，甚至其中还有精神病患者，他只好让“死党”们左抵右挡。一个既能吸金又有艺名的当红导演，一表人才、相貌堂堂、思想成熟且不乏情色定力的单身中年男士，成为“现代派”老少女性们“围猎”的目标，实在不足为奇。しΙиgㄚuΤＸΤ.ΠěＴ

　　当时《廊桥遗梦》刚从美国翻译进来，十几万字的小说风靡大江南北，让许多生活优越起来的文艺女性陷于“廊桥式幻想”——想象自己是中国的弗朗西丝卡，而蔡晓光是一位本市的罗伯特?金凯。他身上有着法国雅皮士、英国绅士与中国“袍哥”相混合的一种男人风格，而且比老美的罗伯特善于吸金。总而言之，他的名字令她们着迷。

　　那些日子，蔡晓光的色欲表现相当不错，简直说得上卓越。他并没飘飘然起来，并没忘乎所以来者不拒顺势而上。他表现得很有定力，很有自知之明。他谦虚又冷静地说：“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不过是地上的一条虫’，有幸沾了主旋律的光。”

　　关于“虫”的话，出自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米里哀主教那仁者之口。由现实生活中的一位“绝导”口中说出，他的“死党”们皆闻之肃然。他都是“蔡绝主”了，还自视为一条虫，他们当然更是更渺小低等的虫而已了！于是一个时期内，他们人人自称“一条虫”，有人甚至将“我是一条虫”五个字赫然印到了名片上。

　　但是，“虫子”太多了，肯定也使工作受到负面影响。

　　也有这种情况，“蔡绝主”向人郑重介绍自己的主创人员时，他们却一个个一本正经地说：

　　“不敢当，我不过是地上的一条虫。”

　　“我也是一条虫。”

　　“那我更是了。”

　　“我现在还是一条丑陋的毛毛虫，争取能变成美丽的蝴蝶。”

　　如果都是泛泛而谈，客气几句，那还罢了，别人也就只当他们开玩笑，觉得他们都挺幽默可爱。问题是，他们都说得极虔诚，一边谦恭地与人握手，一边虔诚之至地那么说，搞得别人一头雾水，认为他们行为古怪，难以理解。

　　有一次，某领导探班,与他们一一亲切握手时,他们也纷纷那么说。领导听第一句时没太在意，只是笑了笑；听第二句时，表情困惑了3听第三句时，脸红了，居然也说：“我也是一条虫，为人民服务的虫，益虫。大家都是虫，彼此彼此，都是都是。”

　　陪同介绍的蔡晓光也脸红了，向剧组中还没那么说的人使眼色，希望能制止。那几个人却误解了他意思，说得更带劲儿。

　　领导告别时，单独问蔡晓光：“你那些同事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啊？”

　　蔡晓光说：“没有啊，他们对领导的关怀很感激。”

　　领导疑惑地问：“那他们与我握手时为什么说那种话？”

　　蔡晓光赶忙解释：“也许是因为我经常敲打他们，提醒他们始终要低调做人，夹紧尾巴做人，戒骄戒躁，有了点儿成绩千万别张狂，别自傲。我同样经常用’我是一条虫’来敲打自己的

　　他用领导爱听的话遮掩过去了。

　　领导想了想，只好说：“你们能那样，很好。’我是一条虫’,这话也很好，很形象，只有你们搞艺术的人才能想得出来

　　不久，高坐主席台上的那位领导也对台下众多基层干部说：“同志们，我只不过是一条虫，即使做出了点儿政绩，也只不过是一条为人民服务的益虫应该做的，好比蚯蚓……”

　　结果，“我是一条虫”在基层干部中一时成了时髦的说法,又不久，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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