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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1/3页]

　　通过中美两国外交部门的沟通，周楠的亲人们很快办妥了出入境手续，他们要将周楠的骨灰迎接回国。

　　周秉昆住院了。十二年的服刑经历使他的身体反而显得更强壮，楠楠的意外之死却一下子将他击倒了，虚弱不堪。医生说，虽不至于有什么危险，但此时出国肯定是不明智的。

　　周秉义和妻子已在北京了。

　　蔡晓光中断了拍摄工作，决定陪郑娟和周聪前往美国。

　　郑娟显示出了惊人的坚强——她要首先照顾秉昆好起来，将秉昆一人留在医院里她放心不下，不肯去美国。wωω.ξìйgyuＴxt.иeΤ

　　蔡晓光说：“秉昆有他的朋友们关心着呢，你何必非留下不可？咱们楠楠明明有父母，你们又不是七老八十，父母都没去那算怎么回事？你必须去！”

　　郑娟说：“秉昆虚弱成这样，我绝不能离开他。我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不能再接着失去丈夫。”

　　蔡晓光说：“你怎么会失去秉昆呢？医生都说了，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嘛！”

　　她执拗地说：“医生不是也反复强调，就怕出现什么预料不到的情况吗？”

　　周聪已完全没有主意。蔡晓光拿郑娟没办法，他给周秉义两口子打电话，请示究竟该怎么办。

　　周秉义是这样安排的——郑娟必须去美国,但蔡晓光可以不陪同，由蔡晓光负责照看秉昆。郑娟与周聪到北京后，冬梅陪她母子俩前往美国。他说已通知周蓉母女俩了，要求她们必须从法国赶过去。

　　“咱们楠楠的亲人们，只要能去的，应该都去。告诉郑娟，如果她不去，我都不答应！”长途电话里，周秉义的话听来像一位市委书记在做不容置疑的指示。

　　郑娟最终服从了周秉义的安排。

　　楠楠的死让周秉义很受刺激。像周蓉一样，他在意识深处也很难将楠楠当成自己的亲侄子。他对小时候的楠楠没多少印象，因为遇到的时候有限。真正开始关注楠楠，他已经是中学生了。当楠楠亲昵地叫他“大伯”时，他的感觉其实挺怪，如同理性的成年人面对自己并不乐于接受的既成事实那样，做出的反应仅仅是修养使然，而非自然的亲情反应。他曾自我反思过，希望自己能对楠楠和聪聪两个孩子一视同仁。他送给他们完全一样的东西，有时甚至明显对楠楠更好一点儿，引起聪聪的抱怨。但他内心里十分清楚，聪聪才是他最想亲近的亲侄子。如果弟弟当年允许他从两个儿子之中过继一个，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聪聪而不是楠楠，尽管楠楠很懂事。他能理解弟弟对楠楠的爱，这种理解也与妹妹周蓉一致，只不过认为那是弟弟对郑娟的包容。当弟弟为了争取楠楠，与骆士宾结怨成了犯人时，他对弟弟的做法大不以为然，认为弟弟把一件本该顺水推舟的好事搞成了一件两败俱伤的事，实在是愚不可及，占有欲太强。如果只有那么一个儿子，争一争尚可理解，明明还有一个亲生儿子嘛，为另一个养子争什么劲儿呢？即使楠楠留学读博士后，他也并不看好弟弟和楠楠的关系。他的经历告诉自己，世上很少有什么亲如骨肉的养父子关系。一位养父对养子再好，最多也只能换来养子大面上过得去的所谓报答而已。

　　楠楠的死，确切地说是楠楠在生死关头的那种表现，着实让周秉义心生敬意，他在电话里问周蓉：“你能想到吗？”

　　周蓉说:“想不到，但并不奇怪。楠楠的做法，太像咱们周家的人了。秉昆非要争这个儿子，是为了让他像咱们周家的人，而不是成为骆士宾那样的人。如果他在骆士宾身边生活过两年，恐怕也不会有那样的行为。”

　　周秉义说：“是啊。咱们周家的人，我指的是男人，在那种情况下肯定都会冲上去。”

　　“你的意思是说像你和秉昆呗？”周蓉的话中有明显的醋意。

　　他说：“秉昆怎么样我不敢下结论，但我肯定会那样。父亲年轻时就是个见义勇为的人，我身上父亲的基因特征最多。”

　　于是，他回忆起了自己做兵团知青干部时一次次见义勇为的事，很是自豪。

　　“哈哈，拉倒吧，咱们三个子女中，你最不像父亲，现在更是一点儿都不像。现在我还经常有见义勇为的英雄式冲动，秉昆次之。你这位哥哥，估计一点儿没有了。与楠楠相反，你倒越来越不像周家的人了。”妹妹直截了当地说。

　　“你怎么这么看我？”

　　“我还能怎么看你呢？如今你还骑自行车吗？”

　　“那倒不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你下专车时自己开车门吗？”

　　“你乘电梯时自己按键吗?

　　“下雨时别人替你打雨伞，你还会不好意思吗？别人对你阿谀奉承，你还会皱眉头吗？”

　　“一些人事先有意安排的所谓’群众’争着与你握手、合影，夸你领导有方，感谢你这样感谢你那样，你还会觉得俗不可耐吗？”

　　“危险时刻，如果有人喊：’让领导先走！保护领导的安全！’你会理所当然地拔脚而去，还是会置身于危险之中，直至群众脱离了险境才走呢？”

　　“回答呀！”

　　“周蓉，你这个妹妹看待你哥哥的眼光不太公平吧？”

　　“如果你不是我哥,我还犯不着跟你说这些呢！这就叫’在淮为橘，逾淮为枳’，官场差不多完全把你变成另一种人，一种与咱们周家人迥然不同的人……”

　　“但我是全心全意地做好官做清官！”

　　“别在电话里喊,你的心愿我完全相信，不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嘛！”

　　“说到哪儿了？我怎么就用自己的话赶出你那么多废话了？为什么咱们在说楠楠，而你的话题变成了对你哥哥的攻击？我告诉你周蓉，从我当知青干部那天起，从没有人像你这么放肆地攻击过我！你没资格！你就珥珥那么一个女儿，你把女儿教育成功了吗？！”周秉义火了。

　　“你别跟我吵架似的，否则我不跟你通话了！我把话题转到你身上，无非是要强调在淮为橘、逾淮为枳的道理。明珥要不是在你老丈母娘那儿住过一个时期，也许还不至于染了一身任性公主似的坏毛病。我现在把她抢救过来了，所以我这个母亲并没有失职。再说楠楠，虽然与咱们周家的基因没有一点儿关系，但他可是在咱们光字片老房子里长大的，我见到咱爸给他和聪聪讲杨家将故事的情形。咱爸讲到杨二郎为了让兄弟们夺路而逃，力举城门结果被活活压死时，楠楠那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咱爸说的是：’你俩都给我记住，在危险时刻，无论是为了同学，还是以后为了同事、工友，咱们周家的人都得上！’聪聪问:'为不认识的人也应该那样吗？’咱爸说：’危险关头，总得有人为不认识的人那样做！

　　周蓉突然感到，哥哥不知什么时候已将电话挂断了。

　　周秉义确实火大了。其实，他也想陪着郑娟和周聪到美国把楠楠的骨灰迎回来，但他去不成了。一来他身份特殊，临时办签证迟了，二来他自己的事很不顺。个人档案虽转到了教育部里，省里却紧急通知，收到了多封举报信，涉及相应的问题，要求他及时回去协助调查。教育部的态度是请他回去说清楚，等调查结束再回部里接受正式任命。

　　送妻子、弟媳和侄子赴美后的第二天，周秉义回到了省里。在A市，他名下没有房子，妻子郝冬梅有一套七十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是原来学校分给她的。他没住到那儿去。

　　接机的省委同志，将他直接送到了省委接待办的宾馆。那宾馆原是省委第二招待所，专为省内外司局级干部提供住宿保障，而为司局级以上干部提供住宿保障的地方是“一招”。

　　二OO一年，“一招”和“二招”都有了各自商业性质的新名字，改叫什么什么宾馆或饭店，并且都将管理权承包出去。省机关的人们还是习惯称它们“一招”或“二招”。“二招”已有四十多年历史，前三十年几乎每隔十年内部装修一次，近十几年却没有装修，处处显岀陈旧破败的样子，往昔的高档舒适荡然无存。这几年，A市建起了几处新宾馆饭店，地点都不差，装修比“二招”高档多了，有的还是民间集资或中外合资，女服务员普遍都比“二招”漂亮。

　　全国各地的宾馆和饭店已开始评级，A市不少新建的宾馆和饭店都达到了四星标准，只有一家是三星的。“二招”只评上了二星，它毕竟属于省政府直属产业，那很没面子，所以虽有星级牌却从没挂过。省里曾打算推倒重建，苦于财政拮据，有那种想法，也没有那种实力。招商吧，民间资本看出政府囊中羞涩的窘况，企图趁机大占便宜，条件一个比一个离谱，政府根本没法接受。也有省内外财大气粗的老板主动上门谈生意，希望能把那块位于黄金地段的地皮买下，出价也颇有诱惑。省上吸取了贱卖国企，致使国有资产变相流失的教训，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定力。几年之后，那里的地价也许翻了几倍十几倍，早年买下的老板即使什么都没做，倒手一卖便能赚得盆满钵满。

　　工薪阶层承受的改革阵痛，已达到了临界点。东三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一茬茬民间资本家，他们中有些人是隼路蓝缕、艰苦奋斗创下一份家业，有些人是靠投机成功一夜暴富。还有一些人什么产业也没有，甚至连个公司也没有注册，就光杆司令一个人夹着皮包坐着豪车东奔西跑谈生意。他们不屑于谈小生意,一谈就谈大的，少则几千万多则几个亿。周秉昆当“和顺楼”副经理时，他们中有些人就在“和顺楼”出现过。他们千方百计走上层路线，挖空心思搞批条倒卖国控紧俏物资。如今，他们不再干那些低级勾当了。凭借经济实力，他们能够买下将来有望大捞一把的地块，或曰地皮，有时到手就卖掉，有时长期囤积。全国到处进行土地买卖，正如饥饿年代粮食买卖处于低谷、“肉皮生意”却异常兴旺那样。他们忽来忽去、行踪不定、神出鬼没，对官场的深浅路径摸得门儿清，对官员们权力的虚实大小也心知肚明。他们的最大能耐是贷款，能耐大到如同银行是自家开的，行长都是自己任命的。他们对于所谓集资者很瞧不上眼，因为那不过是用自己的钱“凑份子”。

　　“闲得没事了？累不累啊？”他们如此评说集资，言下之意是那还要银行干吗？

　　有些人却知道，他们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只不过是呼风唤雨的人物的代理，真正了不起的人物则如神龙隐于云雾之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條。

　　周秉义便是“有些人”之一，但他从不对人说什么。

　　“二招”为他开了一个套间，为的是有“同志”看他时方便谈话。当年，省内外的司局级干部基本上已经没人下榻“二招”，他们都更愿住在新建宾馆或饭店。县处级干部们到了省城，也不太光临“二招”了。普通人还是住不起，商人们又觉得住在那儿太丢面子，“二招”便显得很冷清。

　　周秉义住在三楼，他要下楼买烟，一出门见到了自己当市委书记时的秘书小宋正开对面房间的门。

　　他奇怪地问：“你怎么也住在这儿？”

　　“他们让我住在这儿的。”小宋表情极不自然，看上去忧心忡忡。

　　“他们？谁啊？”

　　“就是……”小宋指了指他隔壁的房间。

　　那房间的门也忽然就开了，门内迈出省委办公厅万副主任，他问周秉义：“您出去？要不要人陪着啊？我这屋还有两个同志呢。”

　　这时，小宋已退入了自己的房间。

　　周秉义笑道：“我就是下楼买盒烟。”

　　万副主任说：“别买了，我带了一条呢。”

　　周秉义说：“我还是买吧。”

　　万副主任说：“何必呢，等着。”

　　周秉义只得等在门口。

　　他这个级别的干部，调动是不能带秘书的，小宋是他当市委书记时的第三个秘书。第一个秘书跟了他一任后，到区里当发改委副主任了；第二个秘书跟了他四年后下海，与几名干部子弟经商去了；小宋跟了他三年，他对小宋最满意，卸任前按小宋的心愿安排他当上了市文联的秘书长。小宋喜欢文艺，极想与文艺家们打成一片，希望以后接市文联主席的班。他也认为小宋是那块料，将来准能胜任。

　　万副主任转眼从房间出来了，塞给周秉义半条烟，同时低声说：“想到您房间坐坐。”

　　周秉义说：“好啊，欢迎。”

　　二人进入房间，在沙发上坐下后，万副主任说:“让您受惊了，搞得我在您面前怪不好意思的。”

　　万副主任是副厅级干部，比周秉义低半级，但万副主任特别讲官场规矩，对比自己高半级的干部一向以“您”相称。周秉义知他从来如此，让他别那样也难改。习惯成自然，他便尊重其习惯，听之任之随他称自己为“您二

　　周秉义笑道：“受惊？没有啊，你为什么以为我会受惊呢？”

　　“没受惊那就更好。如果是有问题的干部，肯定坐立不安了。”万副主任不无敬意地说。

　　“我虽然心中没鬼，可也有点儿坐立不安啊。刚去北京没几天又回来，工作不落实，情绪不可能一点儿不受影响。”周秉义拆开烟，很享受地吸着了一支。他话里不悦，吸烟的样子却悠然自得。

　　周秉义自嘲亦嘲人地说:“我只有既来之则安之啊,还劳你们接我，看管着我，心里挺不落忍的。”

　　“您误会大了，千万别那么想，那我更不好意思啦！”万副主任向他俯过身，小声说，“那些匿名信的事，真相大白了，基本不是个事。这话本不该由我来告诉您，今晚组织部的同志会来陪您吃饭，应该由他们告诉您。我和厅里的两名同志纯粹是来相陪，我告诉您是违犯纪律的。要不组织部的同志该对我有意见了。”

　　根据万副主任的说法，秉义当书记的那个市里的一些干部，因为他调走前处分了他们，让他们大失颜面，怀恨在心。于是有人策划，有人参与，将他与“正义大坑”的事扯到一起，成心恶心他。他们没想到省委那么重视，而省委一重视，他们自己先心虚，便有人向省委交代了，牵出数人，都承认纯粹是为了达到泄私愤所进行的卑劣伎俩，并且都写了检查，集体等待处分。

　　“省里本想及时通知教育部就别让您回来了，可’正义大坑’的事惊动了中纪委。中纪委来人了，现在是中纪委要求您配合调查，您明白吗？”

　　周秉义说：“难道省里不清楚，那件事是省里直接抓的项目，我从没插手过，也插不上手啊。”

　　万副主任说:“省里当然明白，您在那件事上两袖清风、干干净净，来龙去脉连我都一清二楚，但中纪委的人要求您协助调查，谁也不好出面替您挡驾啊。”

　　“那小宋又是怎么回事呢？”

　　“唉，小宋，这个小宋啊，真是自找的！本没他什么事，他一听中纪委要找您谈话，吓晕菜了，来了个主动坦白，跑到省里哭哭啼啼交代了些自己的问题。不过您放心，都跟您没丝毫关系。”

　　“他交代的问题严重吗？”

　　“倒不严重，无非多年以来，帮这个办了点儿什么事，帮那个办了点儿什么事，小孩子入托，大孩子进重点中学，谁家老人病了希望及时住院之类鸡毛蒜皮的事。每次帮了别人，收了别人一笔感谢费而已，加起来也不过几万，有的事还是在给您当秘书之前……”

　　周秉义叹口气，又问：“那他还能继续当文联秘书长吗？”

　　万副主任也叹道：“这就不好说了，都怪他自己太沉不住气，胆儿太小。不处分他吧，有姑息养奸之嫌；处分吧，年纪轻轻，岂不等于断了他的政治前途？省里肯定不会直接处分他,他不够省里直接处分的级别。估计也就是转到市里，让市里看着办。如果运气好，碰上一位不太较真的干部管他的事，兴许告诫他一番，将他那点事干脆就给捂住压下了……”

　　万副主任为小宋的胆小怕事叹息不已。他走后，周秉义忍不住又吸一支烟，想想那些串通起来写诬告信的人，不禁心生出几分怜悯。自己已责成组织部门处分过他们一次，现在他们又将受一次处分。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接连受两次处分，而且一次因为低级趣味，一次因为卑劣行径,都是令人不齿的事。当领导干部当到了这般田地,太下三烂了啊，往后还怎么继续开展工作呢？

　　做了两届多市委书记，周秉义认为自己做得相当厚道，很少公开批评干部。不公开批评不足以敲响警钟，也从没指名道姓，都是点到为止。

　　“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是一门心思要做好干部的。良马何必长鞭驯，响鼓不用重槌敲。”他在大小干部会上常常这样讲。

　　一次，他参加某区干部的年度述职，过后一位女副区长要求见他，一见到他就哭了，连说“想不通”，委屈溢于言表。

　　她为什么想不通，他已料到了。每年一次干部述职，自我陈述过后,照例要发给听的人一份表格，包括十几项内容，多时二十几项，综合起来颇能反映干部一年来的工作状况，也是干部素质的间接反映，具有一定参考性。临近那个日子，有的干部惴惴不安，大家都特别在乎那两三页纸上的“X”号，不敢掉以轻心。

　　周秉义说：“你哭什么呢？述职刚结束，你一年来工作表现的肯定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相当不错嘛，你应该欣慰才对啊。有什么想不通的就说吧，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

　　女副区长想不通的是，三年以来，总有那么几份表格，每一栏的后边全画“X”，两三页纸一“X”到底，力透纸背，看得出当时填写人心怀很大的恨意。

　　他问：“你怎么知道呢？”

　　她说，统计整理的工作人员都看不下去，出于善意告诉了她。

　　他问：“现在就咱俩，能透露是谁告诉你的吗？”

　　她说不能，那等于出卖。

　　表格是无记名填写，告诉当事人填写情况属于违纪。

　　他说：“我不会建议处分告诉你的人。”

　　女副区长还是不肯讲是谁告诉她的。

　　她说自己想不通的是，述职结束后，每个人对她更友好了。

　　他说：“那很正常啊，太正常了啊，填表叫群众评议嘛，得到表格的都是你的下属，他们当然会向你示好，希望你相信他们的支持嘛。”

　　“但那几个对我的工作评价一’X'到底的人肯定就在他们中啊！三年多了，我一直想知道那几个人究竟是谁，可一直无法知道。只要我还是副区长，下级就一如既往尊敬我、服从我，有时还争着来表现，我越想知道越难以知道，连任何一点儿怀疑的依据都抓不着。这太可怕了，您不认为吗？我一想心里就别扭，都成一块心病了。每天生活在虚伪之中，我这副区长还当什么劲儿呢？”她又落泪了。

　　等那位女副区长终于能平静地听他的看法时，他说自己想知道是谁告诉她的，确实也是出于好意。向她透露评议结果当然违纪，但也同时说明那人有正义感。干部一年来的工作表现绝不可能一无是处嘛，用一'x'到底评议领导工作的干部肯定是不负责任，也不公平公正，往轻了说是任性,往重了说是心理阴暗。这也反衬出，告诉她的同志有正义感，可爱甚至可敬，其违纪行为反倒可以原谅，谁都不必小题大做揪住不放了。

　　听他这么诚恳地解释，那位女副区长终于笑了。

　　周秉义又说:“违纪毕竟是违纪，我的看法只不过是个人看法。身为书记，那也还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这种个人看法不胫而走，那么肯定是由你的口传开的。某些人如果想攻击我，就等于你为他们提供了子弹。也正因为我是市委书记，事关所谓民主评议，一旦有人企图大做文章，那就让我百口莫辩。”

　　她说：“您放心，周书记，您的看法我绝不会跟任何人讲的。天知地知，您知我知。”

　　他说：“我刚才问是谁告诉你的，你没说。还说如果你讲了，等于是出卖，想知道听了你的话我当时的想法吗？”

　　“想。”

　　“我心里感动了一下，像刚换上了新电池的钟表似的，指针忽然一动。老实说，我很久没有那么一种感觉了。市委书记问你的事，你都能拒绝回答，还说回答了等于是出卖，我感到挺意外，也替告诉你的同志放心了。我还是要提醒你，你所知道的事如果除了我之外再没对别人讲，那么我希望始于我，止于我。如果还对别人讲过了，那么不管谁问，都不要说出那个透露评议结果的同志的名字。我同样认为，说出了等于出卖，而且很容易引起许多不甘寂寞的人对群众民主评议的非议，记住了吗？”

　　她说：“记住了。”

　　他又问：“想知道我对群众评议的看法吗？”

　　她只说了一个字：“想。”

　　他说：“很必要，但容易搞偏。目前，在有限范围内提倡群众对干部评议，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也值得尝试。然而，现在各地各级都有搞偏的现象，有的地方甚至很愚蠢，表格内容设计得越来越多，最后不但统计’/或’X'的比例，还公布出总分。如果一名干部的总分是九十几分，另一名干部的总分是九十几点几，二者之间相差那零点几分，对于评议干部一年来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差零点几分没有参考意义，差两三分、四五分就有意义了吗？一名干部评议分是九十一，另一名干部是九十五，据此就能得出干部工作的优劣高下吗？我妻子在大学里，她告诉我，有的老师对学生要求严，课前点名，批作业认真，判分苛刻点儿，结果学生给他的年终评分就低，能认为那位老师不是有责任感的好老师吗？”

　　她说：“没想到您也这么想。”

　　他说：“我的这种想法你倒可以广为传播。”

　　她问：“真的？”

　　他郑重地回答：“当然！如果我们的干部心里都有块病，平时老寻思年终评议的事，遇到矛盾绕着走，踢皮球，唯恐得罪了谁，到时候使自己的评议表上多了’x，，那还怎么能把工作干好呢？”

　　她说：“我不是那样的干部。”

　　他说：“据我所知，同志们对你的评价还是蛮好的。”

　　“所以我想不通！”她又眼泪汪汪的了。

　　他说：“你要往开了想啊！为什么非要知道他们是谁呢？知道了又如何？想报复他们吗？你报复得了吗？你不像我,给你画或’X，

　　的，不过是些正副科长或年轻的科员们，你上边还有区委书记、区长，周围有好几位副区长呢，那么做的人一点儿不怕你某一天知道了啊！我和你不同，我是全市一把手，谁想那么做他且得掂量掂量呢，有那心也没那胆啊！等你做到我这个位置，肯定就遇不到那种现象，许多人拍马溜须还唯恐己不如人呢！”

　　她忍不住笑了。

　　他却一点儿笑不起来，一本正经。

　　她说：“我猜到是哪些人了。”

　　他说：“我可没暗示你啊！猜到了闷在心里吧，千万别挑明，一旦挑明也等于是岀卖。教你个办法，你要在恰当的时候，对你猜到的人开诚布公又不显山不露水地说，希望他们多帮助你，让你的工作开展得更好些，以便调走得快些。好比一盘棋，关键的棋子一挪动则通盘皆活，大家与时俱进就都有了空间。”

　　她一脸愁苦地说：“可我往哪儿调呢？”

　　他说:“你考虑考虑，结合自己的意愿给组织部写封信，我批一下。跟组织上要讲实话，不要写那种服从组织安排的套话，那样会事与愿违，反而不好。”

　　他以自己的经验判断，她可能是挡了别人晋升的路。她手下有位老科长都在科级岗位上十四年了，再过两年还不能提拔到处级，就该退休了。

　　后来，那位女副区长当上了离市区最近的一个县的县长，有专车，不比在市里上班远多少，那位老科长也升为副区长了。

　　当市委书记的十几年里，周秉义从不拒绝下属求见。谁想见他，都

　　会安排时间见一下。他也从不嗯嗯啊啊地只听对方说，自己不开口，让人家临走也不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态度。反正在那市里他没带家属，往往公休日也接待，当成工作的一部分。不管公事私事，他都能换位思考，尽量理解对方的想法。有时听起来是公事，往细了一聊，对方不得不承认掺杂了个人利益。

　　周秉义认为，一名干部向市委书记陈述个人愿望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他也从不认为市委书记倾听一名干部的苦恼，并尽量为其排忧解难是不务正业。能让那些辛辛苦苦工作十几年了还没升职，能让为人做官基本正派的干部获得升半级的机会，于他而言不但是分内工作，还是愉快的。任市委书记时期，不少工作踏实而长期被忽视的老科长、老副处级干部“枯木逢春”，意外地得到提拔晋升，又焕发了工作热情。

　　在奉调北京前几天，他一次就处分了十几个人，而且处分得特别严厉。有的记过，有的降半级，有的又记过又降级，全都在内部通告中点了名字。那件事如同一个炸雷当空劈下,使本市的官场一时胆战心惊，用“震撼”二字形容再贴切不过了。

　　他当时也真的是震怒了，原因是他收到了一封信，一个在市里做陪酒女郎的农村姑娘写给他的信。那姑娘刚十八岁，没了父亲，母亲体弱多病，还有两个妹妹，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她为了多挣点儿钱，万般无奈之下做了陪酒女郎。

　　她在一处“农家乐”工作。一天，一些本地干部用公车接来一个打扮妖艳的三十多岁女人，据说她会讲“腹语”，也叫“神鸽语”，就是双唇闭着不开口也能与人交谈。她自称腹中有一“神鸽”，是梦中一位老神仙种在她腹中的“神胎”，永远不会以人形降生。但同样有年龄，自己腹中的“神鸽”已十六岁，到了古时少女“破瓜”之龄。她说自己之所以看起来特别年轻，不是因为善于化妆，也不是驻颜有术，而是托了“神鸽”的福，能与腹中的“神鸽”神气共享。

　　起初，十几个男人还有点儿人样，一边饮酒一边与“神鸽”交谈，其乐融融。聊来聊去，不知哪个带的头，问的话便越来越下流了。

　　“那老神仙怎么将神鸽种在你肚子里的呀？”

　　“尽管是在梦中，你就一丁点儿感觉也没有吗？”

　　“哪儿有感觉啊？”

　　“什么感觉啊？”

　　“破瓜什么意思啊？我们都是大老粗，没文化，解释给我们听听呗。”

　　“是不是那老神仙破了你的瓜呀？”

　　“老神仙就是神鸽它爸了？你和老神仙是老夫少妻关系啰？”

　　“老夫少妻也是两口子啊，是两口子就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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