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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2/3页]

　　性生活吧？你俩怎么过性生活啊？在你梦里神交吗？神交爽不爽啊？”

　　“怎么个爽法？讲讲，这是必须讲的，不讲就不送你回去！”

　　那女人早已声明，问她也就是问“神鸽”，“神鸽”的回答也就是她的回答。一进入状态，她与“神鸽”的意识也合为一体了。她搔首弄姿，故作媚态，成心以浪声淫语引着那些男人问出更下流的话来。

　　这时，包括那农村女孩在内的三名陪酒女郎也在场，一个个听得面红耳赤，羞恼难当。“农家乐”的男主人听不下去也看不下去了，再三阻止，与“神鸽”的交流才算作罢。

　　那女人却意犹未尽，说自己腹有“神鸽”，一口气能吞下三十几个大馒头。

　　男人们就强烈要求其继续表演，“农家乐”的男主人说没有那么多馒头，问包子、糖三角行不行？

　　男人们便都替那女人说：“行！行！”

　　那女人也说没问题，于是用蒸屉端上来了一屉馒头、包子、糖三角。

　　其实那女人是在表演戏法中的“大手彩”，特意穿着肥衣服裤子去的，三个陪酒女郎中的一个眼见一个大馒头从她裤筒里掉出来，被她一脚踢到桌子底下。

　　闹腾了半天，那女人收了赏钱终于高高兴兴走了，喝“花酒”的压轴节目这才正式开始，三个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四五岁的农村姑娘“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经历开始了。

　　东北各地原本并无什么喝“花酒”的邪事。究竟如何兴起的，具体是从哪里传来的，没一个东北人说得清楚。其规则是男人们与陪酒女郎行酒令，若他们输了，自罚啤酒一杯、白酒一盅。若女郎们输了，不但要自罚自饮，还要由男人们解其一颗衣扣。衣扣全解开了，上衣脱下，再罚则去掉胸罩了。女郎们是身着统一“工作服”的,夏季的“工作服”是素花短袖小衫搭配黑色的肥腿绸裤。她们的小衫只有三颗扣子，胸罩也只有三对横钩，为的是让服务对象树立成功的信心，而成功当然是指顾客大获全胜，去掉了她们的胸罩，使她们上身赤裸了。这也算是相当人性化的体现，起码对某些男人的人性予以很贴心的体恤。如果他们都已酩酊大醉，而她们连小衫还没被脱掉，那岂不是太扫兴了？她们是经过筛选才有了那么一份工作，筛选条件第一是形象要好，第二是天生有些酒量，还要经过培训，教授杯来盏往之际机灵俏皮的语言应酬能力，对各种酒令烂熟于心、倒背如流、反应敏捷的专业水准，以及眼疾手快以水代酒的高超自保技巧。为了不使服务对象输得索然无趣，她们也必须相机行事成心输几次以照顾男人们的情绪。

　　听说是领导干部们要聚在一起放松一下，公司派出了很优秀的三名“女郎”——公司称自己的业务员是“女郎”。

　　他们尚未酩酊大醉，但大都已喝得很多，也就没点儿斯文，人人耍赖，任性胡闹起来了，情形便一步步失控终至不成体统。当三名女郎几乎被强行扒光了上身时，激起了“农家乐”的老板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男人血性，结果，他就与领导干部们吵了起来。他们中一些人参与争吵，同仇敌忤，另一些人则继续对三名哭哭啼啼的女郎肆无忌惮地搂搂抱抱，似乎还理直气壮，预先付了那份服务费，没享受到让自己们满意的服务那还行！

　　老板娘一见乱到了那种地步，怕更难收场，就悄悄溜走了。片刻过后，一些手持棍棒的农家汉子赶来了。在一片喊打声中，醉得不成样子的男人们才相互搀扶着逃进几辆车中，绝尘而去。

　　宋秘书本想将那封信压下了的，但老天有眼，该当出事。周秉义的司机多了几句话，告诉他曾有位姑娘在市委门口坐了大半天，说自己并不指望能见到周书记，只想知道自己写给周书记的一封信他收到没收到。

　　周秉义问小宋，这才看到了那封信。信中有几行字是：“尽管强奸并没发生，但我们三个同行姐妹都觉得在精神上已被强奸了。幸亏当时人多，如果人少，可能肉体上的强奸也不能幸免……”

　　周秉义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勃然大怒。小宋从没见他发过那么大的脾气，吓坏了，战战兢兢地解释绝非想压下那封信不给他看，而是自己也刚刚看到。

　　二OO一年，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邪性现象层出不穷。“钱”“性”二字，搅得淫秽之风盛行，周秉义当书记那个城市也不例外。

　　周秉义对此却不甚了了，或许可以说在此点上他很不接地气。当市委书记几年，除了必须出面陪餐，他从不出外赴宴，几乎顿顿在市委机关的食堂吃饭。他的特殊化无非就是在单间里，不必排队。到县区视察时，能赶回市委吃饭则尽量赶回去吃，实在赶不回去也只在县区机关食堂吃。想请他光临什么饭店或酒家吃一顿，绝不可能达到目的，而且会惹他生气。严重胃病是他的一个硬理由，实际上，他对所谓“口福”从来不大认同，对男女“吃货”，一向没有好印象，敬而远之。有时候，他对某人印象不错，后来知道对方是个“吃货”，也就渐渐拉开距离了。他差不多滴酒不沾，这一点倒是像极了父亲周志刚，父亲就是个终生没沾过几次酒的人。有酒瘾的男人们所鼓吹的那种酒桌上的气氛，恰恰是他最讨厌的。如果一名干部既是“吃货”又嗜酒成性，那么获得提拔或委以重任的机会就没了，不管别人说那名干部多么有能力有水平。十几年间,他所提拔的干部,除了能力和水平,个个是对吃喝二字反应淡漠的人。

　　有班子里的领导对此心存异议，曾在会上说：“周总理也是豪饮之人。”

　　他反唇相讥：“你的意思不会是说周总理也嗜酒成性吧？”

　　对方据理力争：“许多文艺家都与酒有终生情缘。”

　　他针锋相对：“那就去当文艺家，不要当领导干部。”

　　包括发自内心尊敬他的人在内，谈到吃喝二字，都曾无奈地苦笑不已，“周书记哪点都好，就是这一点，太僵化了。”

　　他听到后，也曾自嘲苦笑道：“就是那一点，我要坚持一下，看能不能让本市的官场风清气正一个时期——在我当市委书记期间。”

　　周秉义知道本市也有几条灯红酒绿的街区，也有几处纸醉金迷的地方，也经常有领导干部岀入那些场所。他微服私访过，没见到熟面孔，以后便不再去了。

　　老百姓将那几条街叫“腐败街”——这个情况他也掌握，却从未产生整治一下的念头,因为那几条街那些场所是继续热闹着抑或冷清了，关乎本市的税收，甚至还关系到本市“开放”的程度。个别领导干部对那几条街那些场所无限热爱，他只能采取睁只眼闭只眼佯装不知的态度。

　　在一次处级以上干部会上，他借着谈税收的话题，隔山放炮说：“有人说腐败是发展经济的润滑剂，公款吃喝拉动了GDP,这种观点我坚决反对，你把一千元公款吃掉了喝掉了，税务部门通过你一顿吃喝仅收回了区区一百几十元税款，你为GDP的增长起了多大作用？这不纯属狗屁理论吗？当人民公仆的领导干部都是二百五啊？……”

　　谁都听出了他话中有话，指斥的是什么现象，那一年全市的公款吃喝报销额有所下降。

　　周秉义勃然大怒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能强忍社会上的某些低级趣味现象，却实难容忍表现在干部身上的低级趣味行径。他认为那些在“农家乐”放浪形骸的人，不良表现已远远超过了低级趣味的底线。

　　他叫来了组织部门负责干部思想作风教育的同志。他没请对方坐下，因为他怒不可遏，不想坐下。

　　组织部门的人早已知道了那件事，不安地说：“书记，您也别太生气，我及时向有关部门打过招呼了，本市的报上绝不会出现一行字的报道。”

　　他问广谁授命你那么做的？”

　　对方回答：“我觉得那肯定也是您的想法。”

　　“你为什么觉得我肯定会和你想到一块儿去呢？”

　　“难道您有另外的想法？我初步了解过，正好现在向您汇报一下。其实，他们的思想表现都不错，只不过作风上……”

　　“等一下，你认为思想表现是一回事，作风表现是另一回事吗？”

　　“那倒也不是。当然不完全是那样。’酒文化公司’已替我们安抚了那三名女郎，事情很快就会像一阵风似的过去。”

　　“'酒文化公司'？美酒的酒?

　　“对。当初还真叫过'美酒文化公司’的，有文化学者认为加一个'美'字反而俗，就把’美'字去掉了。那家公司的宗旨是弘扬中国悠久的酒文化，喝’花酒’也是酒文化之一种，据说汉代就时兴过，目前在亚洲一些国家仍时兴着，对促进旅游业功不可没。放眼世界，欧洲许多国家也有同样的酒文化现象，古罗马古希腊的文化史上都有记载。我们同志那天晚上喝高了一点儿，他们并不是公款消费，是由一位私企老板埋单的，属于正常消费，所以……”

　　“别吞吞吐吐，把你的看法说出来。”

　　“所以您也不必小题大做。您都快离开本市了，让我们来善后处理吧。”

　　“你们打算如何处理呢？”

　　“冷一冷，研究研究，看情况再说吧。”

　　“明白了，你可以走了。”

　　听着脚步声渐去渐远，他问小宋：“你也认为属于正常消费吗？”小宋支支吾吾不敢回答。

　　“无耻！分明是厚颜无耻的荒唐行径！”他勃然大怒，亲自打电话请来了本市日报的总编辑。

　　总编辑一到，他支走小宋，二人坐下了。

　　他说：“是我推荐你去当省报的副总编的，对不对？”

　　总编辑说：“对，您走后，我也该到省报报到了。”

　　“你就可以举家迁往省城了，对不对？”

　　“对，报社已经通知我，住房解决好了。”

　　“上任后你就是副厅级，对不对？”

　　“是啊，真不知道该怎么感激您。”

　　“现在我就给你一个感激我的机会。”

　　“噢……周书记您请吩咐……”

　　总编辑的表情相当意外。

　　“你先看看这封信。”

　　他从办公桌上拿起那封信，放到了茶几上。

　　总编辑只看了一页就将信放下了，困惑地说:“那事我听说了，社里已经开过会，我们报绝不会报道。我们的同志一向遵守纪律，可以被信任，能经受得住考验。”

　　他在总编辑对面坐下，拍拍总编辑的手背说：“我要拜托你，找一名你认为得力的助手配合，将那天晚上共有多少领导干部、公务员参加了饭局调查清楚。如果能搞清楚召集人更好，不清楚也无所谓，但你得交给我一份名单才算完成任务。”

　　总编辑看着他，愣了半天低声问：“您要有动作？”

　　他平静地说：“难道我可以装聋作哑吗？”

　　总编辑说：“可您很快就要离开本市，不是吗？”

　　他说：“是啊，但我现在还是市委书记啊。”

　　总编辑说：“您也可以不管了啊。”

　　他说：“是啊，但我如果偏要管，那还是有权管的吧。”

　　他决心已定，情绪真的平静了。

　　总编辑说:“我了解的情况是，那些人都是科处级。您要走了，他们觉得终于熬到了出头之日，都高兴，于是聚在一起庆贺庆贺。喝高了嘛，必然出丑。”

　　“我有那么可憎可恨吗？”他也不由一愣。

　　“其实，他们对您的清廉还是挺佩服的，但您眼中的好干部不是他们那类干部，按您的好干部标准他们也做不到。十几年里，他们不敢聚在一起吃喝、打麻将。他们认为，打麻将不输钱赢钱有什么意思？有时为了吃喝一顿、赌一次，像地下工作者似的偷偷摸摸。还几乎没有提拔机会，他们觉得当领导干部太没劲了，巴不得您早点儿走。实话告诉您，其中也有几个您提拔的人。”

　　“为什么也有他们？”

　　“一朝天子一朝臣，您已经板上钉钉要调走，市长快到年龄，也该退了，副书记能不能接您的班还没谱。人心浮动，传言四起，人人都怕自己成了孤家寡人，都觉得合到一个群里去才更有奔头。平日里互相倾轧排挤，有时候也得互相帮衬、关照……”

　　“可你不是就没有投门入伙吗？”

　　总编辑苦笑道：“那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和那些您提拔的人,早已被归于异类了0我还好说，您走我也走。他们就不一样,您一走,他们对自己以后的官场路径心里都没数了。”

　　周秉义站了起来，踱着步，寻思着，突然转身看着总编辑问：“那些都不谈了，我只要你一句话，肯接我交给你的任务吗？”

　　总编辑站起来，义无反顾地回答：“如果您决心已定，我当然只有遵命了！”

　　后来，就有了他临走前一次处分十几名领导干部的事。

　　有人说：“真没料到他会来这么一招，不知怎么想的。”

　　有人说：“发神经，不按常理出牌了！”

　　于是，就有了那些匿名实名的诬告信。

　　市里有一条路叫正义路，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一位南方房地产开发商买下了一块地皮，准备建中俄商贸城。他来头不小，有北京的高官给省领导写信，让给予关照，还岀席了奠基典礼，亲自剪彩。省里建议周秉义不要介入此事，配合就是了，也就是说，将那项目定为由省里亲自抓的重点招商项目。正义路上被挖出一处三五米多深的大坑后，周秉义感到有些不对劲儿。“正义大坑”四个字首先出现在本市报纸上，开发商并没按当初合同约定，兑现对拆迁户的承诺，拆迁户们便一次次集体维权上访。报社进行了深度报道，压力重重却也体现了一种“正义石”的担当。周秉义看了报道，及时约见了总编辑。也正是在那次约见中，他对总编辑的风骨十分欣赏。总编辑认为，如果连拆迁赔偿都不能按合同兑现，证明开发商没有诚信，资金实力更成问题。果然，本市各家银行的头头们也纷纷向他请示：开发商与他们拉关系，希望贷款，因为数额巨大，都不敢擅自做主，请示市委书记究竟该怎么做？这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批复暂缓贷款，以免遭受更大损失，并亲自前往省里做了汇报。他认为，不排除这是一起欺诈事件，或者对方是在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如果玩砸，银行必定吃大亏，拆迁户们还得继续闹访。省里极为重视，主管领导约见了开发商，当面严肃质询，要求尽快解决。开发商信誓旦旦，声称绝不玩“空手套白狼”，更不会携款外逃，他们自有资金很雄厚，只是一时周转不过来才动了贷款的念头。

　　以后几个月，工程没有进展，接连几场暴雨后，“正义大坑”水满成患，竟有少年失足滑入，幸被及时救起，未出人命。

　　周秉义不能坐视不管。周边居民怨声载道，民间议论纷纷。他估计省里也有难言之隐，便给中纪委写了一封信，直言不讳，质疑其中或有腐败交易。正因为如此，中纪委因“正义大坑”之事前来，当然希望能在此事的发生地而不是在北京见到周秉义。

　　中纪委、省纪委的同志一块儿来到“二招”，与周秉义共进晩餐。之后，与他的谈话进行到了半夜。倘未发生小宋跳楼之事，谈话可能还会一直进行下去。

　　小宋是由办公厅两名年轻同志陪着吃晚饭，他们年龄都差不多。两名办公厅的同志没别的任务，主要是别让小宋出什么意外。万副主任认为小宋当然也最好住“二招”，如果有什么需要核实的事，找他方便。万副主任的考虑可以说很周到，但小宋却越发惴惴不安。他看出来了，两名陪自己吃饭的人，也是监管自己的人。事实如此，那两个年轻人根本装不出来。小宋的表情一紧张兮兮，那两人便也有了压力，更觉责任重大。离开餐厅时，其中一个说要与小宋住在一起。

　　不管小宋的感受如何，那两人中的一个就跟着直接进了他房间。

　　而小宋一进房间就去上厕所。厕所有窗，他一进厕所就从窗口跳了下去。

　　周秉义穿着睡衣吸着烟，坐在沙发上焦虑地守在电话旁，直至万副主任从医院打来电话，说幸好是二楼，小宋并无大碍，只不过摔断了一条腿。

　　周秉义上床时快两点了。

　　第二天上午，他陪中央纪委和省纪委的同志去了自己曾主政的那座城市，约见各银行的头头们、拆迁户代表及开发商公司的留守人员——老板跑回北京去了，开发商公司只剩下了几名留守人员。随后，他们一行人又去了“正义大坑”现场考察，拍照取证。

　　几天后，中纪委要求配合调查“正义大坑”项目的工作总算结束，周秉义去医院看了一次宋秘书。他有些犹豫，想去看源于感情，因为小宋毕竟跟了自己三年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想去看是因为小宋一闹出跳楼事件，见面后他就不知说什么好了。最后，还是感情因素占了上风。

　　小宋一见他就哭了，他更不知说什么好了。

　　小宋问：“您没什么事吧？”

　　他说：“我能有什么事啊，只不过配合一下调查。”

　　小宋说：“您没什么事，我就放心了。”

　　他说：“你这个样子，倒让我很不放心了。”

　　小宋又哭了，边哭边问：“那我以后可该怎么办呢？”

　　他说：“你如果面临工作性质转变的话，建议你找一下我妹夫蔡晓光导演吧。他是搞文艺的，朋友多。”实际上，他是想含蓄地提醒小宋，他已不适合再在党政机关工作了。

　　小宋自然不笨，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无助地请求他：“那您留一封给蔡导的信吧。”

　　他说:“那就不必了吧，我今天可能见到他。我们是自家人，用不着写信。”

　　周秉义想在小宋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给他留一条后路，却也不愿留下对自己秘书关照有加的字据。小宋如果不闹出那样的事来，他帮小宋的途径还会多几条，但小宋的事已成了沸沸扬扬的新闻，他爱莫能助，只有请妹夫将小宋临时收罗了。ＷＷw.lΙnＧㄚùＴχτ.nét

　　周秉义离开医院，马不停蹄地去看弟弟秉昆。

　　秉昆已经出院，在家休养，医药费都是蔡晓光掏的。

　　周秉义无专车可坐，万副主任为他安排了一辆车。他不仅见到了弟弟,还见到了妹夫蔡晓光——蔡晓光率领一干人马正在那破房子里拍戏。

　　蔡晓光说:“我戏里需要这么一处歪墙破壁、是家又不像家的场景，秉昆这儿完全可以。我们省得布景，他还能收一笔场地占用费，双方都有利。”

　　秉昆家经过一番破坏性“改造”，变得更糟糕了。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演员抱着个假孩子在反复背几句台词，关铃穿着医生的白大褂戴着白帽子坐在一只小凳子上很投入地看剧本，认真体会着自己的角色，准备随时入戏。秉昆则横坐窗台上，背靠着一边窗框，漠然地瞧着。

　　秉义刚进屋时没看到弟弟在哪儿，疑惑地问蔡晓光：“秉昆呢？”

　　蔡晓光指着窗台说：“那儿。”

　　秉义这才看到了胡子拉殖的弟弟，而弟弟虽也看到了他，却并没从窗台上下来，目光跟瞧着别人时一样漠然。

　　秉义小声问：“他没事吧？”

　　晓光说：“没事，就是受到的打击太大了，缓缓就好。”他又背对着秉昆小声说：“我把几场戏挪到这儿来拍，也是为了帮他分散一下注意力，对他有好处。”

　　周秉义把蔡晓光扯到小院里，先交代了几句小宋的事。

　　晓光说：“既然是给你当过秘书的人，我这儿兜个底没问题，只要他瞧得起我，一时失业了就来打打杂呗。”

　　秉义接着将一个厚厚的信封塞他手里，说是为弟弟出的医药费。

　　晓光哪里肯接！反过来又往秉义兜里塞。

　　秉义退后一步，严肃地说：“你必须收下！你把我这个当哥哥的人对父母和弟弟妹妹应尽的责任义务差不多全尽了，相比起来，我这个长子做得连个女婿都不如。收下吧，否则我心里只有羞愧了！”

　　晓光这才红着脸将信封揣起来，转身朝屋里喊:“秉昆，别装没看见你哥，出来一下！”

　　于是，秉昆也到小院里来了。

　　“我得进屋给演员说戏，你俩先聊着。”晓光说罢进屋去了。

　　兄弟二人互相注视着，一时无语。

　　秉义突然将弟弟抱住，心疼得直想哭。

　　秉昆任凭哥哥抱着，还是不说话，也没任何亲热反应。

　　秉义说：“自从你入狱，我只在头几年看过你两次。”

　　秉昆低声说：“是的。”

　　秉义说：“咱哥俩十来年没见了。”

　　秉昆又低声说：“是的。”

　　秉义说：“哥一进屋就看见窗台上坐着个人，没认出是你。”

　　秉昆说：“你一进屋，我就认出你了。”

　　“哥待不了多一会儿，说走就得走。”

　　“明白。”

　　“哥调北京了，以后你嫂子也得随我走啊。”

　　“听说了。”

　　秉义又想抱抱弟弟。

　　“刚才亲热过了。”秉昆不情愿地一躲。

　　关铃出来了，给了秉义一杯热水。秉义口渴，很想喝，水太烫，又喝不成，只得捧着杯子和弟弟说话。

　　“楠楠的骨灰接回来以后，哥的意思是，安置在爸妈的墓旁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爸妈的墓旁没地方了。”

　　“那就连爸妈的墓也转移一下。只有那样才好，必须那样。那样了，以后咱们去看爸妈，也能为楠楠扫墓了。”

　　“可……那要花不少钱……”

　　“钱的事你别操心，有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呢。”

　　“我听哥的。”直到此时，秉昆口中才说岀了一个“哥”字。

　　“碑文你打算怎么写？哥的意思是，他既是你和郑娟的长子，也是爸妈的长孙。如果碑文这样写——’在此处陪伴着我们父母的，是我们父母的好长孙’——落款依次是你和郑娟、我和你嫂子、你姐和你姐夫……你看行不？”

　　“为什么要那样？”

　　“哥不愿只以你和郑娟的名义立碑，你们去一次伤心一次。按哥的想法，那样也体现了咱们大家对楠楠的怀念。”

　　“那样，是不是字太多了。字太多了，碑就得大，总不能高过爸妈的碑吧？又得多花不少钱。”

　　“你怎么又谈钱？……不错，哥以往对你们一家照顾不够，可明知你一家缺钱了，你哥装作不知道过吗？”秉义有点儿激动了。

　　“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我只不过觉得，一个孙子的墓碑，和爷爷奶奶的一般高，那不太对劲儿，别人肯定说闲话……”

　　“秉昆，看来你还没明白哥的意思——楠楠让咱们周家所有人都跟着光荣，那孩子值得咱们为他竖一块和咱们父母一样高的碑！”

　　“我不要那光荣……不要，我要他活着才好……”秉昆反过来一下子抱住了秉义，放声大哭。秉义手中的杯子也掉在地上了。

　　秉昆由于楠楠的死而吐血后，实际上一次也没哭过，只是多次默默流泪。也许因为郑娟和聪聪不在眼前，而在他心目中如同父亲一样的哥哥终于对他表现出了莫大关怀，他感情的闸门再也闸不住悲痛的“库容”了。

　　他平生从没有那么难以控制地放声大哭过，父母去世时都没那样。

　　秉义不停地拍着弟弟的肩和背，流着泪劝道：“别哭了，别哭了，当然是楠楠活着才好……但是，不好的事已经发生了嘛……”

　　蔡晓光闻声从屋里走出，相劝不止，关铃们也都跟了出来。

　　这时，来了一个不寻常的人身警服的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龚维则。

　　周秉义被要求从北京回到省城，龚维则那么消息灵通的人自然知道,但他所掌握的消息与事实有些出入。他听说的是“接受调查”而非“协助调查”，这两种说法的不同可大了，他一想到周秉义为自己做过提拔推荐，心里就七上八下，哪里还敢到“二招”看望周秉义？听说调查已经结束，中纪委的同志对周秉义评价很高，认为他对纪检工作给予了竭诚的支持和坦荡无私的帮助，还代表领导对他表示感谢，龚维则又极想见见周秉义叙叙友情了。于是，他亲自开车去了“二招”。当年，许多领导干部都与时俱进学会了开车，龚维则自然也不肯居人之后。

　　在“二招”，他得知周秉义已经退房，当天下午就要乘机返回北京,上午去哪儿了服务员也不清楚。

　　龚维则本想作罢，反正以后去北京也有机会与周秉义见面。但又一想，今日送送周秉义，与日后利用出差之便在北京见见有恩于自己的周秉义，感觉太不一样了！此日相送意味着自己更重情谊，正如李白的诗歌所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他推测，周秉义既已退房，那很有可能是到弟弟周秉昆家了，便驾车赶来。

　　他一出现，蔡晓光屋里的戏就根本没法继续往下拍了。

　　蔡晓光搂着周秉义的肩走到小院一角，商量说：“你还是早点儿走吧。你看你一来，搞得秉昆号啕大哭，还引来了区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你再不走，不知又会引来什么人，我的戏甭想拍了。我是在抢档期赶进度啊！再说秉昆也会烦的，他家一切事，我负责了，你就放心到北京接着当你的官去吧！”

　　秉义看一眼手表，确实到了该走的时候，就对弟弟大声说:“秉昆，记住哥的话，那哥走了啊！”

　　秉义拔脚而去。

　　秉昆也不看他，只呆呆地看着龚维则——他已经不怎么认识龚维则了，龚维则那身警服使他有些不安。

　　龚维则与秉昆和晓光寒暄过后，正与女演员和摄制组搂肩搭背亲如老友地合影，见周秉义走了，赶紧跟出小院。

　　他边走边回头大声说：“别忘了给我照片啊！”

　　晓光比画着也大声说：“给你放这么大的，能挂墙上的。”

　　晓光跟他早已很熟悉，无论他当派出所所长时与周家的老关系，还是他侄儿龚宾与秉昆的关系，抑或他后来与周秉义的特殊关系，晓光与他都毫不见外,他也视晓光为“自己人”O每次遇到了,他俩总是称兄道弟O

　　龚维则与周秉义并肩走着，说自己一定要将秉义送往机场。

　　秉义说：“好意我心领了，但真的没必要，省委办公厅的车一直跟着我啊。”

　　龚维则说：“让那辆车回去嘛！总想和你聊聊，也没机会。今天你都要走了，必须给我这机会，咱俩车上也可以聊聊啊。”

　　秉义说：“我只不过是到北京，又不是驻外，以后机会还很多。”

　　龚维则说：“那太不同了。反正今天送你的机会属于我了，谁争都不行。”

　　秉义笑道：“行，听你的。”

　　龚维则熟悉省委办公厅的车牌号，他将自己开的警车停在了那辆车后边。

　　二人刚走到车旁，从办公厅那辆车上下来了万副主任。

　　秉义惊讶地问：“你怎么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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