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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3/3页]

　　万副主任说：“我要亲自送您到机场啊。办公厅那边临时有点儿事拖住了我，现在处理完了。”

　　秉义歉意地看看龚维则。

　　龚维则与万副主任不认识，急忙掏出名片双手递上。万副主任看了一眼，说了句“幸会”，也给了龚维则一张名片。

　　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是副厅级，龚维则是正处级，龚维则对万副主任毕恭毕敬。他急切地请求让自己去送周秉义，却遭到万副主任干脆拒绝:“那不行。”

　　“不行？”龚维则被顶得直眨巴眼睛。

　　“对，不行。”万副主任丝毫不留余地。

　　龚维则想继续争取。

　　万副主任打断道：“龚副局长，别认为我办事死板啊，我是在执行领导的指示。领导嘱咐了，要求我一定要亲自将秉义同志送到机场。换成你是我，你的态度肯定和我一样。”

　　龚维则无话可说，只能眨巴眼睛了。

　　秉义心里好生奇怪，不明白万副主任为什么不肯给龚维则面子。当然，他也认为万副主任那种郑重其事的态度，其实有点儿好笑。

　　他只得打圆场，提议每辆车都坐。无非中途停一次，自己从这辆车下来，坐到那辆车里去。执行领导指示的完成了任务，非要表现感情的也不至于失落。

　　秉义的面子，万副主任自然要给。他看了一眼手表，对秉义说：“该走了，请您先上我的车。”

　　龚维则紧接着说：“那我的车在前边，好为你们开路。”他的车上有警笛。

　　秉义坐上省委办公厅的车后，对龚维则说：“时间很从容，你路上千万别拉警笛啊。”

　　“论关系，咱俩关系也很近啊。对吧，秉义同志。”车开动后，万副主任对龚维则表示不满，说他不懂规矩。

　　秉义只得附和道：“是啊，是啊。”

　　万副主任的话倒也是事实，他与秉义认识有年头了。秉义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省里工作时，他俩就认识了。那时万副主任还是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干事，逢年过节常拎着慰问品代表领导看望郝冬梅妈妈。

　　万副主任问：“那位龚副局长，他跟你的关系到底有多熟啊？”

　　秉义想了想说：“实事求是地说，其实并没咱俩接触得多。”

　　万副主任说：“我想也是那样嘛！当年你老岳母很喜欢我，每次去看她老人家，她总是拉着我的手聊起来没完，小万小万地亲亲热热叫我。天暖和的季节，她还经常让小阿姨推着她的轮椅，坚持把我送到院门口。哎，有时候你在家，也是你亲眼所见的情形嘛！你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秉义说：“我当然记得，历历在目啊！”

　　于是，他们一个回忆起了爱自己如爱儿子的老岳母，一个回忆起了自己像敬爱老母亲一般发自内心地敬爱过的革命的老妈妈。

　　“你岳母那人真好，虽然对革命劳苦功高，却从没摆过老革命的架子，我很怀念她。”

　　“我更怀念她，她基本上是你说的那样，偶尔也喜欢摆摆老资格。”

　　“完全可以理解。”

　　共同的回忆，共同的话题，让周秉义和万副主任的关系又拉近了不少。

　　“人间自有真情在。”万副主任握了握周秉义的手，周秉义拍了拍万副主任的手背。

　　遇到一处红灯时，万副主任握了握周秉义的手，特别贴心地说：“有件事我还真就得求你。目前而言，求你胜于求任何人，求别人我求得不踏实。”

　　秉义愣了一下说：“请讲，只要我能办到，一定认真办。”

　　他嘴上说得极爽快，心里却打起鼓来，唯恐万副主任给自己出什么难题。

　　万副主任说：“我哪能为难你呢。对你来说，小事一桩。”

　　他说女儿正在北京一所高校读研究生，毕业后决意留在北京的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最好是留在本校。

　　“咱们女儿要强，是个上进的好孩子。她有那志向，咱们当父亲当叔叔的，不支持孩子不对吧？”

　　万副主任比周秉义大一岁，他将“咱们女儿”和“当叔叔的”有意强调了一下。

　　“是啊是啊，应该支持。可……我到了北京，起码还得几天后才能正式成为教育部的人啊。毫无人脉，肯定帮不上忙啊！”周秉义暗自叫苦，顿有一种被绑架的不快。

　　万副主任却乐观地说：“咱们女儿的事也不是眼前的事，她两年后才毕业呢！两年后，你不但在教育部站稳脚跟了，也许还高升了呢。凡事讲未雨绸缪嘛，两年后你这位叔叔再为她操心不迟，咱们就算说定了啊。”

　　他想再次握握周秉义的手，周秉义及时将手躲开了。

　　“两年后啊，到时候我一定关注着。”周秉义的话说得老不情愿。

　　“明天我就给咱们女儿写信，让她常去看你。我不在北京，你就是她在北京最亲的人啦。总之，我把她托付给你这位叔叔了，你替我多多关心她，教育她，帮助她。”

　　“行。”周秉义巴不得立刻就能换到警车里边去坐着。

　　又过一处红绿灯，车开出了市区，通过秩序混乱的城乡接合部，龚维则那辆警车拉起了警笛。

　　“讨厌！”周秉义生气了。

　　“怎么走这条路？龚副局长怎么回事啊！”万副主任也对龚维则表示不满。

　　“他没带错路，国道有一段在维修，这几天上机场的车都得这么走。”司机替龚维则说了句公道话。

　　过了高速公路收费口，龚维则的警车停在路边，周秉义坐的车也停下了，龚维则、周秉义、万副主任三人同时下了车。

　　龚维则对万副主任笑道：“该让秉义同志坐坐我的车了吧？”

　　周秉义以为万副主任一定会说几句不高兴的话，不料他却挺轻松地说：“好啊，既然龚副局长如此盛情，那就有劳你了。”

　　此时，周秉义被一个人吸引了。确切地说，他是发现一个人在打量自己。他们两辆车刚停住，后边接着停下了一辆军车，车上下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军人，从肩章看是位中将。老将军一边吸烟，一边用研究的目光望他，望得他颇不自在。

　　他正纳闷，万副主任说：“我就不往前送了。你刚才也看到，有一段路太堵了，过会儿肯定更堵，我怕正赶上，一堵堵半天。”

　　他竟不再用“您”称呼周秉义了。

　　秉义连说：“对，对，你快请回吧。”

　　于是二人握手，万副主任与他拥抱了一下。

　　万副主任的车掉头开走后，龚维则替周秉义打开了车门。

　　周秉义上车前，扭头望了老将军一眼，见老将军仍在看他。

　　龚维则与周秉义聊起了自己当年与光字片，特别是与周秉义父母的关系。

　　“要说有什么特殊关系吧，其实也没有，但内心里对咱们光字片，对你们周家的人，就是保留着那么一份说不清道不明、想忘都忘不掉的感情。我侄子龚宾当年和秉昆是工友，你弟可是个大好人，当年我出了那么一档子倒霉事以后，你弟他们几个工友对龚宾可爱护了。你父母当年特别支持我的工作，更不要说你了。你是我的贵人。总之，一回忆起我当派出所所长时的事，就会想到光字片。一想到光字片，首先就想到了你们老周家的人。这是缘分啊，你认为呢？”

　　周秉义说：“是啊。”

　　龚维则也比周秉义大几岁，秉义当年和弟弟秉昆一样叫人家“小龚叔叔”。那是历史性的关系，当年光字片的父母都让自己子女叫他“小龚叔叔”，大几岁也得叫“叔叔”，没有谁家的孩子开过叫“哥”的先例。

　　坐着小龚叔叔亲自驾驶的警车，听着已是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小龚叔叔温暖的回忆，周秉义竟不敢多说什么，怕又被特殊的感情绑架了。

　　龚维则觉出他没有谈兴，安慰道：“别那么失落。”

　　秉义奇怪地问：“我失落什么啊？”

　　龚维则说：“你当然自己不能承认啰。你啊，得这么安慰自己，虽然由掌实权的干部变成了虚职干部，由一把手变成了服务于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的人，但你进京了啊！东三省有多少像你这个级别的干部做梦都希望能被调到北京去。这也是地方官员的一大喜事嘛，意味着儿女沾你的光成了北京人啊。”

　　秉义说：“我也没儿女啊。”

　　龚维则说：“忘这茬儿了，但冬梅沾你光了啊，她肯定愿意成为北京人嘛。你不要理那些议论，都是出于嫉妒，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是酸的。”

　　秉义说：“有些什么议论呢？说来听听。”

　　龚维则扭头看他一眼，见他表情开朗，似乎有了点儿谈兴，便滔滔不绝地分析，挺来情绪。周秉义索性不打断，也不接言，听得倒也津津有味。龚维则的话忽又绕回到他与光字片与周家人的感情上，周秉义的心便又敏感地收紧了。

　　到了机场，二人下车后，龚维则还在大谈感情。

　　秉义忍不住问：“维则，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啊？有就抓紧时间直说。”

　　龚维则愣了愣，摇头笑道：“没有，没有。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从没人这么问过我，倒是我以前常对别人这么说。以前思想单纯啊，认为自己是派出所所长嘛，工作性质决定你就是要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嘛，所以常把你刚才的话挂嘴边上。现在呢，当了副局长，不但再不敢轻易说那种话，而且生怕别人求到自己头上。除了亲戚朋友的事，谁的忙也不想帮。怕主动帮了谁，落下个好求的名声，三天两头有人磨叽着相求，那不烦透了。咱们才多大一点儿权力呀，帮不过来啊！”

　　他的话说得周秉义脸红了一下。

　　两人之间，偶尔见着了，彼此表现得再亲热，也从不称兄道弟。对于周秉义来说，“小龚叔叔”是历史性的，称“兄”意味着对共同经历的一段历史的否定，但如果再叫“小龚叔叔”又确实有点儿可笑。对于龚维则，如果对秉义以“弟”相称，降低了自己曾是“叔叔”的历史地位。

　　龚维则真诚地说：“你走后，本市这边有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有的话你也只管直说。”

　　秉义本想求他解决一下弟弟的工作问题，但听了他那一番怕人相求的话，不好意思开口了，也连连摇头说：“没有，没有。”

　　一对中年夫妻和半大孩子拉着行李箱、拎着大包小包走了过来。他们是龚维则的朋友，惊喜地发现了他，就要搭车回家。那一家三口旅游回来，刚下飞机，由于飞机一再晚点，接他们的司机错过了时间。

　　秉义劝龚维则赶快拉上朋友一家回市里，龚维则也就不再坚持要送他到出发大厅了。

　　二人握手道别，周秉义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当年的小龚叔叔一下。小

　　龚叔叔乘机俯耳低语：“放心，龚维则不会让你蒙羞。”

　　省委办公厅万副主任给周秉义买的是航班的头等舱。二一年，县长、县委书记们出行大抵也坐头等舱。级别已不重要，是否是辖区或部门的一把手最重要。当时，一把手为尊的现象泛滥，一位县委书记与一位副省部级干部或者一位私企老板同坐飞机头等舱，也是寻常事。

　　周秉义对坐头等舱也没有任何不适。自从当上了市委书记，进京跑项目或出国考察，他就从没坐过普通舱。当军工厂党委书记到俄罗斯去，他是坐普通舱，初任一把手，又遇上了特殊情况，如果有人给他买头等舱，他会生气。自从当上了市委书记，就没有人敢给他买普通舱。

　　周秉义在贵宾室门口愣了一下，几乎想退出去。贵宾室只有两个人，那位老将军和警卫员。他忽有种进错了地方的感觉，但服务员已将他的行李箱放在沙发旁了。他只有走过去坐下，当时那感觉别提有多么不适。

　　老将军瞥了他一眼，对警卫员耳语了几句。服务员刚一离开，警卫员立刻走到他跟前，“啪”的一个立正，敬礼后邀请他说：“如果领导方便，我们首长想请您坐过去，跟您聊聊。”

　　当了十几年市委书记，周秉义早已懂得，官场上一向是以领导、大领导、首长、大首长四个等级来划分干部——大领导以上皆属高干，起码得是省部级。而首长嘛，自然是比省部级还高的高干。大领导、大首长不是正式的说法，在官场指高干中在位的一把手。不管多少领导、多大的领导一起开会，如果有一个人面前的纸牌上印着“首长”二字，那么现场谁的官最大就一目了然。

　　周秉义略一犹豫，立即起身，诚惶诚恐地坐了过去。他在老将军旁边的沙发上刚一落座，老将军朝警卫员挥挥手，警卫员离开了贵宾室。

　　老将军缓缓扭头看着周秉义的脸问：“你是位干部啰？”

　　周秉义脸一红，谦恭地回答：“是的，首长。”

　　老将军又问：“多大的官啊？”

　　周秉义彬彬有礼地回答了自己曾经的职务，到北京后可能上任的职务。

　　“我当你是多大的官呢，两辆车送你一个人，还都是公车，有那必要吗？还警车开道，还鸣警笛，不是我倚老卖老地批评你，谱太大了吧？刚当到司局级就找不到北了，好吗？”老将军的批评丝毫不留情面。

　　周秉义料到了必会遭到批评，并已在心中快速想好了该怎么应对。他还算沉着冷静，脸也没红第二次。

　　他微微笑道：“首长，您误会了。只有一辆车送我，那辆警车是到机场接人的。因为我认识开警车的人，所以才半路坐到了警车上，让送我的公车回去了，那样就可以为公家省点儿汽油嘛。近年来各级，两会，，代表委员总说党政部门的行政开支太大，压下来不容易。作为干部，能替国家在各方面省一点儿是一点儿啊。至于警笛，不是为我而鸣，我听开警车的警官说，他是为您才鸣的啊！开警车的警官注意到您坐的那辆白牌军车了，他一想是和我们同一方向去机场，怕误了点，就为你们的军车鸣起了警笛。您不但误会了我，也误会了警官的好意呢。”

　　周秉义的表情使他的话听来仿佛句句是真。

　　老将军却还是不相信地问：“为什么是怕我们误了点，而不是怕你误了点？”

　　“我们知道我的时间从容，不会误点啊，却不知道你们赶的是哪一趟航班。见你们一路超车，以为你们的航班比我们的航班早。”

　　周秉义说得有条有理，丝丝入扣，不由人不信。

　　“确实是我误会了？”

　　“确实是您误会了。”

　　“那么，我应该向您道歉啰？”

　　“首长，不必，首长的批评也是为我好啊。我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你能这么认识我的误会很好。我喜欢你，上了飞机咱俩要坐一块儿啊，我对中国教育有不少看法，也可以说有不少意见，我认为值得你听听。”

　　“那是肯定的。首长的意见必然有利于教育改革，但就怕我没有与首长挨着座位的幸运。”

　　“小张！”

　　警卫员应声而至。

　　老将军高兴了，和颜悦色地说：“对对我俩座位号。”

　　一对，老将军的座位在前排，周秉义的座位在后排。

　　老将军对警卫员说：“登机后，你负责让我这位新朋友和我坐一块儿。”

　　警卫员说广首长，可能不太好办。”

　　周秉义也说：“首长，不如让警卫员将您的住址留给我，我以后登门拜访，请教。”

　　老将军固执地说：“以后是以后嘛！小张可有办法了，小事一桩，他会解决好的。”

　　警卫员忐忑不安地说：“我试试看吧。”

　　“你看你，刚夸完你，怎么那么说呢？这点儿小事还为难，不像是你了嘛。过来过来，我支你一着儿！”

　　老将军以手招之，大高个子警卫员立刻走了过来。

　　“你弯下腰嘛，让我仰视着你说话呀？”

　　警卫员就毕恭毕敬地弯下了腰。

　　老将军小声说:“上了飞机，你要主动跟空姐套近乎，嘴甜点儿。你就说他是我秘书，我俩要在飞机上研究工作问题。只要空姐被你哄开心了，她就会替你与乘客协商，懂了吗？”

　　警卫员笑道：“懂了，谢谢首长支着儿。”

　　老将军朝周秉义眨眨眼睛，他俩也都情不自禁地笑了。

　　登机后，根本无须警卫员与空姐套近乎。那架飞机乘客少,没坐满,头等舱只有周秉义和老将军两人O一名漂亮的空姐反过来向警卫员示好，说头等舱的座位空着也是空着，热情地请警卫员也坐到头等舱。警卫员红着脸不肯，说得经过首长同意，空姐就笑盈盈地替他请示，老将军马上批准，还替警卫员谢了空姐。

　　老将军对周秉义耳语:“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同意的，容易把年轻人惯坏了。军队必须讲规矩，什么人什么待遇是规矩的一种，轻易不能破。现在的情况比较特殊，我觉得那女孩儿和小张对上眼了，爱情也需要条件，我的做法对吧？”

　　周秉义说：“对，首长的做法非常对。”

　　周秉义忽然回想起来，自己当年做知青干部时也如小张般年轻英俊、风华正茂，也很幸运地遇到了赏识自己的师首长及军区副司令员。现在，自己年过半百，面颊松弛，头发稀疏，也曾主政一方，却依然很难把握自己人生的航向。真是人生苦短，联想到“情怀渐觉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之类的诗句，心中顿生一片惆怅。

　　老将军情绪很好，字斟句酌，细言慢语地发表对国民教育久经思考的见解。周秉义已经犯困，强打精神做洗耳恭听状，不时往小本上记几笔，偶尔插问两句，他对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的浪漫建言照记不误。同时，他不免顾影旨怜，羡慕妹夫蔡晓光的潇洒活法。在他看来，蔡晓光本该选择走仕途，妹妹周蓉更应走蔡晓光的文艺之路，而自己才适合做教育工作。

　　两个多小时的空中旅程过得也快，全赖周秉义配合，老将军交谈甚洽o他以为对方会提醒警卫员给他留下住址，对方却似乎忘了那茬丿L——也许真忘了。

　　到了教育部，刚喝了几口茶便有人找他谈话，是位副部长。寒暄数句后，对方告诉他，他已经不属教育部的干部了。

　　尽管他久经历练，还是惊讶得差点儿失态。

　　“事情是这样的凍义同志。不知怎么搞的，中纪委领导知道了你。有一天派人找到部长，要求看一下你的档案。中纪委的同志要看任何人的档案，我们自然同意。过了一天，中组部也来人了，通知我们因为工作需要，调你到中纪委工作，并带走了你的档案。他们要求你回京后，及时送你到中纪委报到。”副部长说。

　　周秉义一时不知道怎么回应。

　　“秉义同志，你今晚干脆就住在部里招待所吧。马上有人带你去洗漱，休息一会儿。但你先别吃晩饭，我下班后过来陪你。”副部长叮嘱说。

　　“谢谢了，晚饭我自己解决就行，不必麻烦您了。”周秉义到底还是有相当的应变能力，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便能做到应对自如。

　　副部长说，陪他吃饭也是一项工作，教育部物色的好干部，被中纪委“抢”走了，也是教育部的光荣嘛，陪他吃饭也是分享啊。

　　坐在招待所的沙发上，周秉义想到配合中纪委同志调查“正义大坑”的前后经过，对自己调任中纪委工作倒也不奇怪了。当时，他们中的一位领导曾与他谈到《求是》杂志上的一篇反腐倡廉的文章，那是他任市委书记时写的，曾经引起一定反响。对方说，这篇文章几位大领导都看了，还做了批示，要求领导干部学习讨论。

　　对方的确也说过：“你干脆别去教育部了，来我们中纪委工作吧，我们现在缺干部。”

　　他以为只是一时戏言，自己也没有当真，笑了笑说道：“好啊，我对反腐败斗争很有信心。”

　　对方问：“一言为定？”

　　他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对方叮咛了一句：“那我可向领导汇报啦。”

　　他说：“那我等着了。”

　　正所谓言者轻率，问者有心。突然成了中纪委的人，周秉义完全没有想到，但也不是多么难以接受。关于愈演愈烈的腐败，民间已有“除非再来一次彻底革命,否则很难根除腐败”“地火在燃烧”之类的说法,这使他很替党和国家忧虑，也很能理解民间的愤懑和不满。他想，若能在中纪委做些遏制腐败的实事，也算不枉为官一场。这么一想，他又有点儿兴奋了。

　　陪他吃晚饭的不仅有那位副部长，还有中纪委的同志。中纪委的同志说,今晚的便饭既是送行，也是接风。全国的好干部很多,但真正关心、善于进行反腐败斗争的干部却不是太多，具有较高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水平的人更少。家庭关系单纯，没有子女或子女从事非营利工作的，更是少之又少。

　　副部长问了一句：“从事纪检工作跟有没有子女有什么关系？”

　　周秉义回答说：“腐败有两种表现，一曰膨胀的特权，二曰病态的贪欲。特权主要是为了满足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的权力欲，贪欲主要体现在金钱物质方面，生活奢靡，为了儿女或情妇，两者叠加，便欲壑难填。”

　　中纪委的同志说：“听到了吧，句句说在点子上。中纪委从教育部将你挖走，那是挖对人了。”

　　副部长笑道：“腐败的原因都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但怎么反，谁能提供好办法呢？”

　　周秉义接着说：“好办法无非就是好制度，好制度首先是有法可依的制度，是能管好高级干部的制度，上行下效嘛。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都有制度，每个朝代都有腐败蔓延，都是由于皇帝管不好王公大臣。管不好4和珅’，就管不好基层官吏。方丈们男盗女娼，玷污佛门，却要求小和尚们六根清净，无私无欲，那肯定事与愿违，到头来连对佛的信仰也颠覆了。”

　　周秉义的话听起来都不过是老生常谈，甚至是陈词滥调。民间所议，比他的话尖刻多了，但在地方，各级官员轻易不敢那么说，相互之间不敢，公开说更不敢。当市委书记多年，大会小会经常讲反腐倡廉，他却从没说过刚才那种话。一位地方官员，更是不敢对北京官员说那种话。“抓小辫子”，整人的风气仍未绝迹，针破时弊就有可能被整得半死。周秉义之所以敢说，主因是自恃屁股干净，不沾屎不沾尿，经得起用放大镜来观察。当然也因为以前不敢多说，压抑得太久，到了北京迫切想要释放一下思想气压了。

　　副部长和中纪委的同志都笑了。

　　副部长说：“秉义同志，你还没好好吃几口饭呢，我们招待所的菜不错，先把肚子问题解决了再聊。”

　　中纪委的同志说：“敢当着咱俩说这种话，证明他常在河边走，居然没湿鞋啊，难得！”

　　周秉义是聪明人，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话犯忌了，也就不再主动说什么，自顾自吃起饭来。他确实饿了。

　　三人便都没再说什么与腐败有关的话。

　　饭后，中纪委的同志告诉周秉义，明天是星期日，可以在招待所安下心来休息一天。星期一、二，他替周秉义请了两天假,他可以逛逛街,会会朋友。星期三，中纪委的车到招待所来接他。

　　周秉义回到房间，泡了个澡，一上床便酣然入睡。

　　他困极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吃罢早饭，逛新华书店，买了十几本书。之后的两天半，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一本关于政治的图书也没买，他认为自己早懂了，好政治便是为国为民多办好事，而不好的政治则是整天纠缠于主义是非，使善于耍嘴皮子进行政治投机的人大行其道。他买的都是些官员可看可不看的所谓闲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蒙田的《蒙田散文随笔》等，还有一本美国人写的大部头的《万物简史》，一本带彩图的中国科学院专家编的《多彩的昆虫世界》。记得小学三年级时，学校组织参观了一次昆虫标本展，他曾立志长大后要当一名昆虫学家。他看得兴趣盎然的还是后两本书，前几本书他大学时都认真读过，但见了油然产生一种亲切感，于是买了。招待所的服务员姑娘知道他是位厅级干部，看着他双手捧着一本关于昆虫的大开本彩色图画书入迷，都嘻嘻地暗笑。

　　那两天半时间，对于周秉义是无官一身轻的美好时光，尽管常常有忧愁袭上心头一一关于弟弟一家的、关于妹妹回国后何去何从的问题，但他总体上感觉极其美好，无比享受。

　　星期三，中纪委为他开了简单的小型欢迎会，实际上是个见面会。他的新岗位是反腐倡廉政治理论与政策法规调研室副主任，领导说他的名片上可以注明“司局级”。m.ζíＮgＹúΤxＴ.иεΤ

　　他说：“不必吧？”

　　领导说：“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否则到了地方，很可能并不拿你当回事。”

　　会后，有一个人没有离开，他走到周秉义跟前，注视着他问：“秉义哥，还认得我不？”

　　他端详对方，似曾相识，但一时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

　　对方说：“我是吕川呀。”

　　他还是想不起来。

　　“我是秉昆的朋友，当年我们是酱油厂的工友。”

　　“是你呀！……”

　　他终于回忆起来了一一当年自己做兵团知青时，有一年回家探家，弟弟的朋友们都来看他，其中便有吕川。

　　他说：“咱们只见过那一面。”

　　吕川说：“对。”

　　“后来你到北京上大学来了？”

　　“是的。”

　　“秉昆多次跟我讲到过你。如果不是受你的影响，秉昆可能还不会卷入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那件事……”

　　“估计也会的吧。”

　　“你这么认为？”

　　“肯定也是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没你想象的那么大。哥，你不是在埋怨我吧？”

　　“我埋怨你干什么呢？那事不是还让他有了段光荣历史吗？挺光荣了一阵子，是不是？”

　　“我也挺光荣啊。”

　　二人都开心地笑了。

　　周秉义感慨地说：“你们几个之中，就出息了你一个，他们现在情况都不太好，你知道吗？”

　　吕川说：“知道，秉昆后来那件事我也知道。我心里时常牵挂着他们，但我一个小处长，又在北京，心有余而力不足，帮不上任何忙。”他叹了口气。

　　周秉义说：“牵挂着就够朋友了。”他沉默片刻又说，“中纪委的干部不同于其他部门的干部，以你的年龄，成为中纪委的处级干部，进步够快的了。”

　　吕川说：“我大学毕业工作不久就是副科级了，五年一个台阶，还算快啊？”

　　二人都笑了。

　　吕川提议广哥，咱俩出去吃午饭吧，可以多聊聊。”

　　秉义说：“好啊。”

　　吕川说：“我请哥。”

　　秉义说广那我高兴，不与你争。但我嘱咐你啊，以后不能跟我叫哥，别人会有看法。”

　　吕川保证道：“以后我就归你领导了。放心吧，我哪能那样呢。”

　　二人走到楼梯口，秉义改变了想法，拍了一下吕川的肩说：“别出去吃了。到中纪委的第一顿饭我更愿意在机关食堂吃。在那儿也可以边吃边聊啊！”

　　吕川是明白人，没有再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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