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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1/3页]

　　二零一二年，周秉义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轻闲快乐的一年。

　　在公私两方面，他都不再有什么压力了o退休前，他又完成了两处“老大难”危房区的拆迁工作，为接手的同志开展工作铺平了道路。在亲情方面，他同样获得了解放。周蓉从民办中学副校长的职位上退休了。她当教师两年后就被校董事会聘请为副校长，负责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她还一直兼课。私立学校老师退休不受年龄限制,是她自己执意要退休，要给自己的人生留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学校三番五次说服她接受返聘，虽然尚未完全获得自由，属于自己的时间还是多了不少——她利用那些时间创作小说。她的退休金加上返聘工资，不比退休教授们的退休金少，她已很知足。

　　蔡晓光与周蓉前后脚退休，他已不再做电视剧导演，或者说不再有什么机构主动给他机会了。高大上主题的电视剧收视率滑坡，政府和民间的投资热情骤降。脱离现实题材、以收视率为王的商业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蔡晓光既嫌恶又想跟进，却又总是跟不上，摸不准方向。导演一些思想低俗、没心没肺的娱乐剧，他更不愿意，实际上也变不成那样。他和那些老哥们儿凑一块儿挖空心思地研究出过几份剧情梗概，却四处碰壁找不到投资。

　　“还行，不错，能看出你们几位老师下大功夫了。可惜你们弄出来得太晩了，二十年前拍倒是一部好剧。”这是他们经常得到的最好评价。

　　从此以后，他们就不再为难自己，默认自己彻底“过气”了。

　　蔡晓光闲不住，常常被一些大学请去做影视讲座，偶尔有人找他拍广告或宣传短片。那些事永远不会让他有什么成就感，但钱来得挺快。影视圈绝对不屑于挣这些“小钱”，但对他而言，能挣点儿“小钱”总比一点儿不挣要好。蔡晓光和周蓉的退休金数额大体相当，而他内心希望自己的实际收入比妻子高些，那会感觉更好些。夫妇俩的实际收入加起来，足可确保他们晩年过上本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大多数人退休后收入下降，生活质量肯定下降，他们不愿意这样。尽管他们一向更倾向于精神充实而非物质追求，对金钱他们既不想理睬，又没法不理睬，诚惶诚恐，不敢掉以轻心。二人都不愿管钱，都想做财务总监而非主管。

　　蔡晓光曾对周蓉说：“夫人，还是你管吧。我太粗心，管不好的。而且，我见了钞票的第一个想法那就是：为什么不把它花掉呢？我对数字又不敏感，见了就头晕，我尽量可持续地往家里划拉着就行呗！谁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嘛！”

　　周蓉却说:“我的夫君啊，你别忘了，咱们大半个中国，丈夫都有一种称谓就是’掌柜的’。’掌柜的’管钱，是你们的天职啊。”

　　夫妇俩谁都不愿担那份责任，便像两个孩子似的由“石头剪子布”决定——结果周蓉输了。

　　蔡晓光说：“你管！这是天意。”

　　周蓉耍赖，说当然应该由赢的一方管。

　　蔡晓光很不情愿地管了一阵。

　　后来，周蓉发现他存款到期了都不转存，银行发行高息债券也不上心去买一笔，叹道：“我夫果然不善理财。”她只好怏怏地接收了财务大权。周蓉的财商也高明不到哪儿去，虽然在法国生活了十余年，这方面一点儿也不开窍,只知将钱存到银行去，而且一向认准的是“老字号”。她比蔡晓光有责任心的体现，不过就是到期了会在当日转存，若是银行代发具有国债性质的债券，也愿意大清早去排队买一笔。初次排队的感觉很不好，她回到家里对蔡晓光抱怨说，自己排在了一堆老头老太太中间。晓光却说:“夫人，别忘了你也六十多岁了，跻身老夫人行列啦！”一句话噎得她哑口无言。再经历时，心态摆正，竟乐于与一些老头老太太聊长叙短了。

　　有钱人一般不买国债，他们都有来钱更快获利更多的门道，即使偶尔买一些，也无须大清早排队，必会受到特殊礼遇，在贵宾室享受专属服务。那里有沙发，还有茶点款待。随着人们平等意识的增强，有人批评银行的贵宾室现象，于是许多银行的贵宾室不叫贵宾室，改叫“大客户接待室”，空间依旧，沙发依旧，茶水依旧，“贵宾”改成了“大客户”，争议居然少了。提意见的多是知识分子们，周蓉是知识分子，却从不参与这些事情。她早已不是北大读书时那个周蓉，也早已不是副教授周蓉，她现在自称是“退休女人”。她甚至认为，普通人如果对国家对社会意见太多，肯定损寿。她如果有看法有意见，更喜欢向蔡晓光诉说。若他认为她的意见有道理，那么她会借笔下虚构人物写在小说里。

　　蔡晓光却喜欢做代言人。现在城市人家大多有了电脑，手机更是无所不能，自媒体时代已经来临，网络上各类代言人如雨后春笋、过江之鲫，他们前仆后继、层出不穷。晓光不但喜欢在网上代言，同样乐于被网民封为意见领袖，只不过尚未戴上一顶“冠冕”。他对意见领袖这一顶“冠冕”心向往之，却也不是孜孜以求，封上了高兴，没人捧场也不失落。他的博客点击量挺高，其实他发表的不少意见都是周蓉的意见。他常将周蓉的意见有所取舍地公布在网上,当然主要是民生方面的意见。他对夫人周蓉心怀感激，她的意见足以让晓光的博客点击量只增不减。周蓉的点赞，让他非常受用。

　　一天，蔡晓光参加完一个会议回到家里，他很高兴，说在会上得到了某位领导的表扬。

　　周蓉问：“那位领导怎么说的？”

　　他说：“与你表扬我的话差不多，说我是懂规矩守底线的博主，说我在博客中表达的意见无论操作性如何，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懂规矩守底线’不就是’明智’吗？夫人，你与领导对我的看法不谋而合，相当一致啊！”

　　周蓉笑着听完，没说什么。她不上网，连写作也不用电脑。她说如果手中没有笔，面对的不是稿纸，就一点儿也找不到创作的感觉。每天晚上，夫妇二人上床后，往往背靠床头聊一阵，照例是她问网上有哪些她应该知道的事，他一一讲给她听。遇到感兴趣的话题，二人就会讨论起来，有时还会争论。

　　那时，蔡晓光感觉异常幸福。

　　“这才是我要的生活，我要的生活就是这样！美人在侧，相谈甚欢,欲拥便拥，欲吻便吻，幸福若此,夫复何求？”他说着就会搂抱她,亲吻她，而她就不好意思继续争论，也觉得很幸福。

　　虽然周蓉已光彩不在、容颜失色，蔡晓光似乎看不出来，仍将她视为貌美如花的妻子，哄着她爱着她，以使她高兴为能事。

　　“我夫有恋’旧物’的雅好。”周蓉常常这么调侃他,他心里很舒服，她自己心里也美滋滋的。

　　一天，周蓉从银行归来，情绪低落。

　　蔡晓光已将家里收拾整洁，正在上网，头也不回地问:“又排队买债

　　券去了吗？”

　　他是喜欢做家务的男人，擦洗房间的认真劲儿常让周蓉自愧弗如，赞赏有加。他则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定期来一次大动作，将床、桌子、柜子啊一一移开，将后边椅角會兄都擦得一干二净。周蓉经常半真半假地大发感慨：“下辈子我还要嫁给你。”

　　“必须的。”蔡晓光那时就很得意。

　　从银行归来的周蓉说：“我不去银行，你会去吗？”

　　蔡晓光又问：“就为几厘钱利息，那么早就去排队值得吗？”

　　周蓉说：“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两万元三年期差一千多，你认为不值得吗？还说风凉话！”

　　蔡晓光听出了她情绪不对，看着她诧异地问：“没买着？”

　　周蓉躺在长沙发上，看着晓光说买是买到了，但听老头老太太所聊的话，听得心情糟透了。他们中还有七十五六岁的，拄着手杖去的。她正听他们聊着，又来了一个老妪，撑着四轮助行器，估计连三个轮子的都撑不稳，脚都抬不起，鞋底蹭着地面，根本上不了银行门前的台阶。别的老头老太太显然早就认识她，帮她上台阶，她也帮着，这样她还累得喘了一会儿。有人问她病好了吗？她说能好吗？只能说寿限还没到，在鬼门关口又缓过来，那也离死期不远，有今儿没明儿。又有人问，你儿子或儿媳妇怎么不来呢？她叹了口气说，别提他们了。大家也就再不问什么。她自己反而忍不住小声说，因为自己住了几次院，把儿子媳妇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儿钱折腾了个精光，却还没死成。儿子媳妇都嫌弃，连孙女也给老妪脸色看，认为她浪费了爸妈供自己上大学的钱。大家听她自己絮叨，还是没人接话。

　　“这时，我多了一句嘴，说您老这么大岁数，腿脚又不好，以后少出门吧。为了多点儿利息，万一摔伤住院，太不值得。你猜她怎么说?

　　“怎么说？”

　　“她小声对我说，她明白不值得。她希望哪一天自己被车撞了，直接就上了黄泉路。她旁边拄手杖的老头说，老姐姐你这想法可不对，万一没撞死，又住院了，你自己不是又受一次罪吗？你猜她怎么说？她说受罪我不怕，认了,那就赖在医院不出来。反正我说这儿还痛那儿还痛的,医院不能硬把我拖出去。有人负担医药费，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最好是经历一次车祸就去见阎王了。”

　　晓光起身从电脑桌前离开，坐到了沙发一角。他一坐下，周蓉就不躺着了，蜷腿坐在沙发上。

　　他搂着她，亲了她一下，抚慰道：“咱们到了那岁数，肯定不至于落到那种地步。十多年前，国家的GDP总量才一万多亿美元，现在七八万亿了，快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咱们的晚年，会比他们那一茬人好得多。”

　　周蓉说:“我也比较相信这一点，可听了他们聊的话，还是不由得怕老，怕生病。他们都是经常看病的老人，个个都有住院经历。这个说某种药一般不给公费医疗的人开，那个说什么什么药虽能救命也不给一般公费医疗的人用。有位老爷子讲，他与一位同样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住院期间，医生告诉对方儿子，有一种进口药，打上几针你父亲的病情就能改善多了，保证一两年内没什么危险。一针四千多元，问他用不用？当儿子的却说，医生，凡那不能报销的，你以后根本不必对我们提。结果呢，出院没几天，死了。讲这事的那位老爷子，幸亏拆迁时不管儿女们高兴不高兴，硬是将一笔补偿款扣在自己手里了。当然也不是全部，是一部分。他说自己有先见之明，钱一到了儿女手中，再要让他们花在自己身上就不那么容易了。他把那笔钱用了,打上了那种进口的针，所以，他现在还能站在银行门口。他还讲到请护工的事，说儿女都上班，看护不了自己，只得请护工，每天两百元，另外还得给五十元的两顿饭钱。如果不想给也可以，那人家护工就得到医院外边去吃，什么钟点回来可就没保证。他一次次说幸亏自己除了退休金，还有那笔拆迁补偿款，否则也一命呜呼了。”

　　晓光说：“这是他们家庭内部原因造成的。如果我是他儿子，还想省下那笔护理费，那我请假也得亲自护理老爸呢！”

　　周蓉说：“听他讲，他儿子儿媳都是临时工，请几天事假还行，时间长了工作就丢了。”

　　晓光说：“不是有劳动法嘛，依法主张正当权利啊。”

　　她说：“你太不了解情况了！依法主张权利那要打官司，临时工们有那个精力吗？不到万不得已，还不是忍气吞声？有个老太太讲，她住院的经历听来更让人哭笑不得。她说，病床的床垫上还有褥垫，那也要收费，每天十元，是一种防水褥垫，不在医院必须提供的床具范围内，所以也要专门收费。老太太舍不得多花那十元钱，跟医院掰扯，说既然不是必须的，那我就不需要，坚决不租那种褥垫，结果有几天大小便失禁，把床垫弄湿弄脏了。院方说，事先已经对您讲清楚了，不租我们提供的褥垫，现在怎么样？您必须赔床垫。这么脏的床垫，我们以后没法继续给住院的病人用了。老太太只得乖乖赔了，理亏呀。等她出院时，一想太划不来了，不能白赔，雇辆三轮平板车将床垫拉走了，要卖给收废物的。那么脏的床垫不能拉回家去，家人也讨厌啊。可收废品的拒收，说这么脏的床垫，收了没法处理。老太太没辙，说白给你了。人家收废品的说，白给也不要，别扔我这儿。这么大的脏东西，扔我这儿太碍事，您要扔请扔别处去！往哪儿扔呀，往哪儿扔不也得再让平板车继续拉着扔吗？那不又得多给钱吗？老太太心疼得都快哭了，再三哀求，又给了收废品的二十元钱，人家才允许把床垫扔那儿了。过去好久的事了，老太太讲起来还眼泪汪汪的呢。”

　　晓光说：“亲爱的，你得宏观一点儿看那类问题。一百多年前，全世界才十六亿多人口，而现在中国就十三亿七八千万人口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他的口吻，像导师在启发自己的研究生思考问题。

　　周蓉明知他接下来会怎么说，却装出难测高深的样子愿闻其详，她问：“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要解决好今天中国人的生存和幸福问题，如同一百多年前解决全世界人口的生存和幸福问题，难度可想而知。中国一半以上省份，人口都抵得上现在一个国家。七八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听起来可观，可一人均，仍排在全世界后边。从前，中国所交的联合国会费不足总数的百分之二，现在，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总额已经翻了近十倍，这是不是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发展成就呢？照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等咱们八十多岁，看病住院，根本就不会出现那些老人讲到的情况。亲爱的，要向前看嘛！”

　　蔡晓光虽然退休，政治头衔反而升了，不但是省政协委员，还是市政协常委。他讲起宏观发展，一套一套的，各级领导可爱听了。总而言之，他是很多会议的明星。在周蓉看来，丈夫的思想进步是统战部门的一大胜利。她太了解他了，蔡晓光骨子里比她还桀瞥不驯。她对他的改变却并不持批评的态度，有时还给予表扬。因为他改变后观察国家和社会的立场、角度，恰是她以前所没有的。她觉得，常听他说说对自己有启发。更因为自从退休后，她一天比一天求安避害了，唯恐他惹出什么政治是非，让他们的晩年生活陷入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危机。有政协教育他，替她提醒着他、告诫着他，她放心多了。

　　“如果不是二十年后，而是几年以后，我患了大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经常住院,请护工，进抢救室，那你怎么办呢？咱俩攒那点儿钱，不是同样不够折腾的吗？”

　　那些老头老太太的遭遇，对周蓉怕老怕病所造成的心理阴影挥之不去。她不同于蔡晓光，他有一级艺术职称，所享受的医疗费报销比例较高，而她是体制外的人，自恃身体素质一向很好，买的医疗保险是中等偏下的那一档。

　　周蓉的话让蔡晓光也有点儿不寒而栗。如果她说的情况真的发生，那么毫无疑问，他们的晚年生活肯定会遭遇经济上的破产。

　　“你完全是杞人忧天、胡思乱想！向前看是要看到希望，而看到希望是有根据的。不应该偏往坏处想，自己吓自己……”其实，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话并不能让人信服。他又搂抱着她，吻她，试图以肢体语言加强有声语言的说服力。

　　周蓉孩子般地接受着他的爱抚与安慰，不无羞赧地小声问：“我是不是老了，反而娇了呀？”

　　晓光说：“是的。”

　　“这可真不好，我怎么变得这么没岀息了呢？”

　　她仰起脸看着他，似乎在看着自己的守护神。那种目光让他愉快极了。

　　“有什么不好呢？很好啊。你娇，我哄你，也是我晚年生活的一大乐子嘛。”他俯首欲吻她的唇。

　　她说：“不仅是你的，也是我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的晩年生活。”她一只手挡在了两人唇间。

　　“对，对，是那样。”他抓住她那只手，排除障碍，更低地俯首下去。

　　她却推开了他，一下子站起来，变换了一种庄重的表情说：“演出到此结束，刚才逗你玩呢！我是那种轻易就会对生活气馁的人吗？你以为听到了一些老头老太太的苦衷，就会影响我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了吗？错！你如果那么想，就太不懂你老婆了吧？”

　　蔡晓光看着她，一时没法判断她刚才的不良情绪和此刻的郑重声明，究竟哪个为真，哪个是假。

　　“不许再吸烟了，屋里已经有烟味儿了，打开小窗放放。我还没洗漱呢，得收拾自己的脸面去了。做早饭了吗？”

　　“做好了，我已经吃过，给你热在锅里了。”

　　“表现真好！”她双手捧住他的脸，反过来亲了一下，转身离开了。

　　蔡晓光往沙发上一靠，不禁哑然一笑，笑得很满足很幸福。

　　过了六十岁的夫妇中，还能保持他们两人这种关系的，或许还不到万分之一。他俩如同二三十岁的年轻夫妻，而且是关系很糯又喜欢戏谑的那种。他俩的心态实际上比一般年轻夫妻还要年轻。他俩都力争做对方的开心果，似乎往往还互相较劲儿，看谁比谁更胜一筹。这是因为他们两人天性上极富幽默感，倘若一日不幽默，那一天似乎就过得无趣了。蔡晓光总觉得自己在实际拥有周蓉的时间方面损失甚大，心怀强烈的弥补愿望。他认为，弥补的方式当然是将夫妻二人共同生活的每一天都尽量营造得快快乐乐，如果并没有那么多喜乐之事，那也一定要互相逗乐子寻开心。周蓉又是那么敏感、善解人意的性情女子，她深谙丈夫的心理，常常投其所好，让他心满意足。她凭借这些做法，聪明地补偿自己对丈夫内心的亏欠。

　　第二天清晨，周蓉早醒，发现床上只有自己。她蹑手蹑脚走到另一个房间，看见晓光在上网。

　　他回头说：“我把咱俩的谈话内容写成了一篇博文，昨天下午发在博客上，现在点击量已经过万，还上了两大网站的首页。你猜猜，我起了一个怎样的好名字？”晓光满脸得意。

　　周蓉双手搭在晓光肩上，站在他身后想了想，试着说：“我和老婆侃中国？”

　　晓光大声说：“恭喜你答对啦！不过没全对。文字有差别，基本意思是对的。我起的题目是《我们夫妇谈祖国》，发的是很正能量的博文，希望主流报刊愿意转，领导看了也认为好，所以题目必须规规矩矩，来不得半点儿油滑。”

　　周蓉说:“让我再猜猜。在我们夫妇之间,我肯定是被教导的一方，你肯定是循循善诱的教导者啰？”

　　晓光说：“对，对，事实如此嘛。”

　　她说：“可我昨天也声明了，我是在逗你玩呀。”

　　“这一点当然不能写！写了岂不就成小品了？你不要用那种眼神瞪着我，更不要有什么心理不平衡！在咱们两口子之间，你应该摆正位置，心甘情愿地陪衬我的正面形象，那样对我有好处，对咱俩都有好处……”蔡晓光边说边站了起来,将周蓉横抱胸前,欢欢喜喜地走向卧室。

　　果然如他所料，有领导看了他那篇博文，批示道:“难得一见的好博文，体现了民间的正能量，不仅指出了问题，还提出了希望和措施。”

　　于是，不少报刊都转载了这篇博文，蔡晓光也如愿收到了多笔稿费。他与周蓉一道，专门到一家高档饭店出手大方地撮了一顿。

　　“鱼水夫妻，欢欣与共。”这是周秉义对妹妹和妹夫两口子退休生活的八字概括。

　　郝冬梅认为恰如其分，周秉义也对妹妹的生活不再有任何顾虑，百分之百地放心了。

　　郝冬梅曾有点儿醋意地问他：“那你又怎么比喻咱们的夫妻关系呢？

　　秉义说：“咱俩是琴瑟之好，另一种路子。我要是像蔡晓光对周蓉那样经常跟你戏谑，改变了自己的风格，那我就难以当成好干部了。你要是像周蓉那样投我所好，我也会觉得不是你了。夫妻关系亲密与否各有各的表现，咱们何必一定要像他们呢？”

　　冬梅想想秉义说的也是，于是释然。

　　作为大舅，周秉义对周切懒得关注。她已达到目的，到底与那个五十多岁的物流公司老板领到了结婚证。不管经济实力如何，当老板的人总归属于先富起来的一小撮，区别无非是大亨们有多少亿，而一般老板们的身价以几百几千万来论。ＷＷw.lΙnＧㄚùＴχτ.nét

　　周秉义曾对郝冬梅说：“如果周珥发来节日祝福短信，你一定要以咱俩的名义回，只以你一个人的名义回不好。”

　　冬梅说，她明白，每次都是那么回的。

　　周阴从不给周秉义发短信，怕的就是他不理睬。实际上，只要她给他发祝福短信，他肯定会回。他对外甥女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没太当成一回事，也就谈不上什么原谅不原谅。他不愿与她有太多太深的来往，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位老板。虽然他已经退休，却仍然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唯恐一不小心溅上了污点。

　　遇到各种节日，周为都会给母亲和养父发祝福短信——每次都发双份，即使语言相同也发双份，父亲节母亲节也发双份。

　　这让周蓉很困惑。一次，她问晓光：“她为什么这样？另有深意还是智商有问题？”

　　周蓉曾喟叹，周家下一代人智商平平，周阴和周聪智商既比不上她和哥哥秉义，其实也比楠楠相差甚远。

　　对于智商问题，蔡晓光有一套乐观理论。他认为任何个人的智商都不仅仅是个体现象，而是每个家族的智商的表现。一个家族的智商，有休眠期、活跃期和高峰期，之后会再度进入休眠期。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祖坟冒青烟”这一句民间俗话，其实是指一个家族的智商进入了高峰期。高峰期或许由一个人证明，或许由几代人中的几个人证明。比之于内因，外因反而显得更重要，如同比之于植物本身的基因，季节和条件反而显得更重要。所以，对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最大犯罪,是通过外因限制阻碍其智商活跃期开始,打压其高峰期，人为地将其毁掉，或容忍一点，加以利用。“文革”对于中国人的群体智商愚化负有责任，此点恰恰几乎没被提及。改革开放的一大功绩，也是结束了人为的智商休眠期，中国已开始与世界接轨，世界成了平的，任何人企图将十三亿多中国人的智商控制在休眠期已变得不可能。中国人绝不会一代不如一代，必定会一代更比一代强。

　　周蓉琢磨着说：“照你看来，我们周家的家族智商，高峰期也就只出我和我哥这样两个还不算太傻的人呗？”

　　晓光说：“你们两个是你们这一门周家的智商在休眠期的异常表现，而周明和周聪代表着活跃期的来临。也许他俩这一代注定了是庸常之辈，但他俩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中，必定会岀现智商远超过你们兄妹俩的人。”

　　周蓉问：“何以见得呢？”

　　晓光似乎早已深思熟虑过，他说：“周珥身上已显出了你和秉义、秉昆身上少有的智慧了呀！你看她每次既给你发短信，同时又给我发短信，证明她懂策略。如果只发给你，让你代问我好，久而久之，冷淡了我;如果只给我发，让我代问你好，冷淡了你更加不应该。既发给你又发给我，还让我们都替她问对方好，你不代问，可能我会代问，我们中一方代问的概率明显大于都不代问的概率，久而久之，她获得我们谅解的愿望就达到了。”

　　周蓉说：“这是连聪明的猴子都有的狡黠，怎么算得上智慧？”

　　晓光说：“处于休眠期的人，其智商的某些方面未必见得高于聪明的猴子。那种在别人把自己父母打翻在地以后，自己还要踏上一只脚的人，他们的智商高于猴子吗？”

　　对于女儿的行为，周蓉仍未原谅，但也不是那么义愤填膺了。每次女儿发来短信，她也是及时回复。

　　“我们很好，不必牵挂，但愿你的生活感觉也好。”照例是这样三句话，哪次也未多一字，哪次也未少一字。

　　周蓉曾对蔡晓光说：“知道我现在最怕什么事吗？最怕周明某一天带着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出现在我面前，而那男人叫我妈。我要么会昏倒，要么会情绪失控。”

　　蔡晓光说：“放心，我已经和她打过招呼了。在你没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前，我保证那样的事绝不会发生。”

　　蔡晓光对周阴的个人问题，并非持特别强烈的反对态度。毕竟不是亲生女儿，如果是亲生女儿，估计他的反应会比周蓉更强烈，更难以接受。由于不是亲生女儿，他其实是有几分乐观其成的。起码，他认为会让自己省不少心，也根本无须破费。如果周明嫁给了一个没房子、工作不稳定、收入低微、家境困难的人，而且非嫁不可、死不悔改，他想，那自己晚年可就惨了，自己向往的与周蓉共度与世无争、与人无怨的幸福晚年也将泡汤，终会一败涂地，彻底交待了！这么想时，反倒觉得周明嫁给了一位老板，对自己实在是一幸事。没花一分钱养女就嫁作人妇，他甚至有点儿感激。因为心有感激，每次收到周切的短信，他不但回得及时，还字数挺多，句句流露着高兴。他明知她肯定无须什么帮助，却总是在末尾加上这么几句：“遇到了什么难事，千万别自己扛着，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我们可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晓光知道自己一直是重点统战对象，知道统战部门的同志比较在乎自己这样一个骨子里具有“异质思想”的人，在乎他在关键时候是否能与领导保持一致。他亲耳听到统战部门的同志闲聊时谈到，做好统战工作的经验之一，那就是对于重点统战对象，恰恰应在对方陷于孤立的情况之下更加亲近他们，团结他们，以达到最终感化他们的目的。他将养女视为自己的重点统战对象，如果一位养父与自己唯一的养女搞不好关系，那难道不是太失策的事吗？他将统战部门同志们传授的经验应用到了处理自己与养女的关系中，而且验证了那的的确确是好经验。周珥发给他的短信居然比发给妈妈的还多，字里行间老爸长老爸短的，流露出与他的关系越来越亲。他也看得出，周蓉对此备感欣慰。

　　“你是一位模范养父。”周蓉一次对他说，无疑是发自内心的表扬。那表扬让他暗觉惭愧，因为作为养父，他几乎没在周珥身上花过什么钱。

　　他说:“其实，我也是有小金库的男人。我本想攒笔钱，未雨绸缪，供她结婚时用。”

　　周蓉说：“那就为咱俩留着吧，我们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不对你搞’四清’，绝不抄你的小金库。”

　　与蔡晓光这位养父相比，大舅周秉义对周阴采取的是不远不近的策略。他认为，她嫁什么样的男人是她自己的事，以后走不走正道却事关周家的声誉。在对此点还很难判断的情况下，他不想与外甥女有过多接触。

　　趁着光字片大拆迁的机会，周秉义将弟弟周秉昆一家的生活安排得比较稳妥了，最大的一桩心事从此消除。有时他会因为公权私用内心不安，转而一想，那事是完全可以摆到桌面上的，也就并不自责了。弟弟家拆迁之前事实上有一处门面，拆迁时当然要给一处门面。弟弟家事实上有两间住屋，拆迁后当然不能只给一间。作为新区的第一户居民，弟弟一家当然也有权利享受优惠政策——无非就是随便选户型，面积大出十几平方米。是的，这一切确实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理直气壮地说。但是，如果不是他在拆迁之前敦促弟弟将小院拆了，扩充为门面，如果不是他敦促弟弟成为新区的第一户居民，而弟弟只是后来随大溜的拆迁户之一，弟弟家的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理想了。

　　实际上，周秉昆家成了所有光字片拆迁户中最令人羡慕的一户，得到了最大的实惠。

　　一次，秉义对冬梅说：“秉昆一家的生活改善了，我再也没有什么亲情责任债压在身上了，感觉整个人的生活轻松多了。”

　　冬梅说：“你以前不讲我也知道，秉昆一家生活在光字片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房子里，一直是你的一块心病。现在你的感觉好了，我的感觉也好了。”

　　周秉义却又说：“其实，我的感觉也不是太好。”

　　冬梅追问：“为什么？”

　　“权力真是个法宝。有权力的人如果想利用它为自己或亲人谋私利的话，只要稍稍动动脑筋，就可以相当顺利地心想事成，波澜不惊地达到目的，而且还可以做得合情合理，摆在桌面上说也会让别人无可指责。权力太厉害了，难怪那么多人想当官。”

　　冬梅听出秉义心里还是有几分自责难以彻底消除，劝道：“你别自己给自己头上戴顶以权谋私的帽子，行吗？”

　　秉义轻声叹道:“一件秉昆的事，一件周聪的事，那就是两个小小的污点，想抹也抹不掉的。”

　　冬梅大声说：“是又怎么了？你周秉义的从政经历就不能有两个小小的污点了吗？你就是自己手持大喇叭走街串巷嚷嚷，像’文革’中的'黑五类’那样喊’我有罪！我该死’，那也不会有谁把你那两个小污点当回事，反而会把你当成疯子！”

　　秉义苦笑道:“很可能，但以前对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我大会小会上都是严厉谴责的，以后没那种底气了。”

　　冬梅嘲讽道：“非要我提醒吗？忘了你已经退休了？大会小会和你没什么关系了。你那两个小污点算屁事啊！他妈的某些高官大员，简直就把自己管辖的领域当成了自家开的公司，将老百姓用血汗积累的国家财富据为己有，没有半点儿良心不安。你在老婆面前自作多情地忏悔个什么劲儿？老实说，你不把秉昆和周聪那两件事办好，不利用权力帮帮肖国庆和孙赶超家，连我都不答应！至于其他，爱他妈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你这种忧国忧民的小人物解救得了吗？你与世隔绝了吗？对那些让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的事一点儿不知晓吗？非要我讲几件给你听听吗？”

　　郝冬梅退休前从不说一句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话。不论在什么场合,别人一说，她起身便走。退休之后她变了，不但极其关注,而且也经常说，还常飙脏话。当然，她还是有分寸，只在家中说说，骂给周秉义听听。同学或同事聚会时如果有人说，她仍闭口不言，也能安安静静坐着听了。一回到家里，她照例会讲给秉义听，讲时照例骂脏话。

　　秉义很理解她的愤慨。毕竟，“新中国”三个字与她父母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紧密相关，她认为腐败是往自己父母的经历上抹黑。她最痛恨的，是某些“红二代”“红三代”利用老一辈的名望和影响力脚踩官商两只船，为聚敛家族财富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她难以容忍他们往先辈身上抹黑的行径。

　　秉义怕她又骂起来，赶紧阻止道：“别讲别讲，我在中纪委待过，有些情况比你知道得更多更翔实。”

　　冬梅平定了一下情绪，又说:“那好，说两件咱们自己的事。第一，市里还欠你一套房子。咱们现在住的是学校分给我这个处级干部的房子，市里还欠你一套厅级干部的房子呢。你别不当回事，要催。”

　　秉义说：“听你的，我一定催他们办。市里的房子一下来，咱们就把学校这套房子退了。”

　　“你看你，又多此一举。学校是否要求我退，与市里一点儿关系没有，市里管不着我们省属高校。如果没人说必须退，不许你自己提！他妈的那些王八蛋兔崽子都到国外置豪宅去了，我不退一套分给我的房子怎么了？你当正厅级干部二十多年,他们晩分给你房子了又该怎么说？”

　　当年，社会上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让人愤慨，作为“红二代”的郝冬梅更是义愤。

　　秉义怕她又骂,再次阻止道:“冬梅，别说了,我完全照你的指示办，行了吧？”

　　即便在落魄年代也不失淑女范儿的郝冬梅,退休后简直判若两人,她愤世嫉俗，动辄骂娘。周秉义并不那么容易适应，一时的好情绪常常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实际上，他也有满肚子委屈，也经常想骂娘——自己谨小慎微、辛辛苦苦工作三十多年，一心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党在周围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却又哪里抵得过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的负面影响呢？这种气馁的话，他无处可说，只能长期闷在心里，甚至终日郁郁寡欢。

　　冬梅讲的第二件事，终于让他脸上出现了一丝喜色。她说，她想陪秉义出去走走。这是她长期以来的夙愿，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

　　秉义也高兴地说：“对，对，为什么不呢？我也常有这种想法！”

　　于是，夫妻二人共同拟定计划一一先去港澳台，再去“新马泰”，继而去日本和韩国，最后去一趟欧洲。那时已是七月，他们要让二。一二年下半年成为二人的浪漫时光。

　　夫妻二人准备就绪，即将起程的前三天，组织部门来人，说根据各方面的多次建议，组织上推荐他担任省人大代表，继续发挥余热。

　　秉义说：“那得选。我负责过三次重大拆迁项目，肯定会招来不少人的怨恨。选不上我不在乎，但组织影响不好。谢谢组织的厚爱，还是免了吧。”

　　组织部门的同志说：“这你尽管放心，还是要相信组织。组织推荐的人选，没有当不上的道理。”

　　郝冬梅从旁插话说：“老周身体已经很差，他说的意思就是

第十四章[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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